教育，是無數家庭關心的問題。
不過，前有“雙減”，后有“家庭教育”，如今帶娃可以說是越來越難了。所以，“必須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自然也成為了大部分家長的心愿。
但偏偏有人就不這么干，比如“童話大王”鄭淵潔。
鄭淵潔讓兒子鄭亞旗在讀完小學后，就離開了學校，之后自編學習教材，親自給孩子上完了初高中六年課程。
在這樣的教育方式下，鄭亞旗“畢業”后沒有學歷證明，即使成績不錯，也只能干一些最簡單的工作，比如超市扛雞蛋的雜活。
不過，盡管沒有學歷的加持，鄭亞旗還是憑借著自己的努力，進入了一家報社，之后給父親策劃的一檔節目，一戰成名，如今成為年入1.5億的CEO。
而這種「不讓孩子去學校上學」的特殊教育方式，似乎在當下也成為了一部分家長的選擇。
但它真的可行嗎？
在臺灣省，也有這樣一位“喪心病狂”的媽媽，韓小艷。
今年40歲的她，事業有成，是一家紙扎公司的總監，而她家的紙扎，在國際上也享有盛名。
（喪俗紙扎，主要指用于祭祀及喪俗活動中所扎制的紙人紙馬、搖錢樹、金山銀山、牌坊、門樓、宅院、家禽等焚燒的紙品。）
事業上年輕有為，但在家庭關系上，卻不盡如人意。
韓小艷與父親、妹妹既是家人，也是同事。
但在一起共事時，她的過于強勢導致家庭氛圍一直處于緊繃的狀態，所有人都害怕與她起爭執。
在長期高壓與不開心的氛圍下，韓小艷的妹妹小皮在35歲時被確診為癌癥。
但盡管如此，一家人的工作、家庭、生活，還是緊緊捆綁在一起，毫無距離感可言。
最重要的是，韓小艷的教育方式與她的工作狀態一樣，簡單、粗暴、不予置疑。
20多歲時，她與前夫生下大兒子后離婚，之后又與相戀12年的男友生下了二兒子和小女兒。
在這期間，孩子一直都是由她單獨撫養，既當爹又當媽，還是老師和校長——因為她不讓孩子們去學校上學。
大兒子阿寶，今年17歲，從來沒上過學，夢想當一名Youtuber。
作為一家的長子，阿寶非常獨立、有主見，言談之中你看不出他是一個沒受過學校教育的孩子，他自信又健談，非常大方。
二兒子阿宏，14歲，只有打電動的時候最有活力，但現實生活中非常靦腆、內斂，甚至有一些古怪、自閉。
對于媽媽不讓自己上學這件事，阿宏表示沒所謂，因為這個年紀再去學校，什么都跟不上同齡人，會被嘲笑，所以沒必要。
小女兒小咪，9歲的她如今一個字都不認識，很多問題只能呼叫siri來幫她解答。
但她非常具有創造力，小小年紀時，就會自己設計衣服，給娃娃做模型。
而說到為什么不讓孩子去學校念書，其實并非韓小艷一個人的主意。
在一開始，大兒子阿寶會去學校，課外的興趣輔導班也沒落下。
但一家人發現，阿寶去了學校之后，原本畫畫非常好的他，一下就變得非常“制式”了——
少了很多天馬行空的創造力與想象，多了幾分“標準化”在其中。
而除了考慮到不希望孩子的創意被扼殺，韓小艷也擔心校園安全問題。
因為她在讀中學的時候遭遇過霸凌，所以擔心自己的孩子會因為讀書晚，而格格不入，受到排擠。
就連二兒子阿宏自己都會有這樣的擔心，他認為大家會不喜歡過于內斂的自己。
但不送孩子去上學，不代表剝奪他們受教育的權利。
韓小艷每天的行程表里，會留出一大部分時間給孩子們，她會身體力行地去教育、示范，不管是文化課還是體育課，都不落下。
像韓小艷一家人的情況，其實不占少數。
在日本，就有一位7個孩子的媽媽，在權衡「孩子該不該上學」這件事上，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來自日本神奈川縣的生駒知里一家，生活在一棟普通卻溫馨的日式民居中。
每天清晨七點半，媽媽生駒知里就會進入“戰斗狀態”，開始忙碌又充實的一天。
“主戰場”自然是廚房，只見生駒知里一邊背著小兒子，一邊在灶臺前準備早餐。
廚房雖然不大，但收拾得非常整潔，鍋碗瓢盆收納得十分合理，肉眼所及之處都透露出四個字——井井有條。
而除了需要準備早餐，生駒知里還需要催促孩子們起床吃早餐。
9歲的大女兒小福，往往都是最早起來、最懂事的那一個。
她會來到廚房里幫媽媽打下手，盛湯、擺盤，都不在話下。
8：50，伺候完7個孩子吃完早餐后，生駒知里匆忙收拾好廚余垃圾后，便立刻換好衣服，準備出門，送孩子們“上學”。
只不過，這個“上學”卻不是我們理解的那種。
因為生駒知里的孩子，也不去學校里念書——
她的長子和次子留在家中自學功課，長女和三兒子則是送到一個特殊的教育場所，一個名叫“夢之園”的地方，度過一天。
這個“夢之園”，是一處專門為那些“不登校少年”提供的場所。
在這里，孩子不會被強制上課，他們可以選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音樂、電動、學習或者其他別的活動，都可以自由進行。
而所謂的“不登校少年”，是日本的一個獨特概念。
根據日本文科省的定義，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每年缺勤達30天，就被記為“不登校”。
不同于家庭貧困或傷病等被動缺席，“不登校”是學生主動地長期逃學。
近20年來，日本中小學“不登校”情況以每年近1萬人的增速連年惡化，其中以小學生最為嚴重，數量超過初中生一倍。
生駒知里家中的四個孩子，就是這樣的“不登校少年”。
而與韓小艷不同，生駒知里并不是“強勢又主觀”的讓孩子成為一名“不登校少年”。
相反，她一開始很“被動”。
與所有日本媽媽一樣，生駒知里在印象中就一直認為，孩子需要去學校按部就班的接受教學，從幼兒園到小初高，都必須有系統、專業的教育軌跡。
但她發現，大兒子在上小學一年級時，每次回到家都非常痛苦。
起初她沒有過多在意，認為只是孩子突然被放到一個大環境里，還不適應。
所以每次大兒子問她“媽媽我能不去上學嗎”，她都是溫柔鼓勵，心里卻一直沒當回事兒。
但某天放學，大兒子突然面色凝重的通知生駒知里：“我要停止上學。”
她才意識到兒子并沒有在開玩笑，此時再詢問緣由，也只得到了一句：“在學校我沒辦法學到我想學的東西，我也不想被強迫學我不喜歡的。”
這讓生駒知里瞬間啞口無言，她無力反駁兒子，卻又不希望他成為“不登校少年”。
并且加上丈夫也十分反對不登校的行為，這件事又一次不了了之。
直到有一天，大兒子突然拿著一把刀，對生駒知里說：“刺我一刀。”
這讓她感到毛骨悚然，夫妻倆不敢再繼續逼孩子上學了。于是她趕忙聯系了一家學前兒童保育機構，暫時把大兒子送去那照顧。
但讓生駒知里意外的是，不登校的大兒子反而變得越來越活潑、機靈，似乎對這個世界有了更多的好奇，探知欲望非常濃烈。
并且動手能力也很強，制作世界地圖、DIY錢包……大兒子帶給生駒知里一個又一個的驚喜與感動。
即便如此，那時的生駒知里也一直憂心忡忡。
她擔心孩子不去學校讀書，將來沒有文憑找不到工作，甚至生活不能自理。
長久被這種憂愁折磨，生駒知里每日以淚洗面，深陷抑郁。
有一天，她聽到不上學的4個小孩在隔壁玩耍時發生的悅耳笑聲，她突然釋懷了：“我需要做的只是讓孩子能像現在這樣笑，就足夠了。”
于是，生駒知里索性讓孩子們都停止上學。
鼓勵他們把時間花費在自己熱愛的事物上，想看書就看書，想看電視就看電視，想去戶口運動就去戶外運動。
最大限度地支持孩子們的興趣，給他們足夠自由的活動范圍，并且全程陪伴。
但這種“既當媽，又當老師”的教育方式，生駒知里深知不是長久之計。
加之，社會上有許多這樣“不登校少年”的存在，生駒知里意識到，自己應該做一些什么來改變這個問題。
于是，她發起了名為“不登校兒童支援”的公益項目。
在日本創辦了400多家可供“不登校少年”學習、成長的場所，其中包含有農場、甜品店、咖啡館、寺廟、兒童樂園等。
在農場里，孩子們可以學習如何務農耕田、種植樹木、采摘果實，親密接觸大自然，切身體會萬物生長的規律。
在室內，孩子們可以根據興趣，與時裝設計師學習創造，最大限度地挖掘、發揮自身的想象力，完成一件有意義的設計作品。
累了還可以去游樂園，與小伙伴們一同歡快玩耍。
在這個項目中，所有不登校的孩子都可以得到合理的尊重與對待，學習技能與釋放天性完全不會沖突，讓小朋友的身心始終健康成長。
當然，這兩位媽媽的情況，只是極端的少數個例，并不適合所有成長中的孩子。
但房君很喜歡生駒知里說的一句話：“育兒不該總是尋求周圍人的認可，由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去衡量，而應該在自己的軸線上，讓這些孩子能夠茁壯成長。”
“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獨一無二的孩子，都用同一種方式培養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