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化的產生，以中華文化的開創為標志，從《易經》的根源講，伏羲是中國文化的創始者之一，他也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
以前我們都以為伏羲只是個傳說中的人物，傳說中和女媧兄妹相婚，人類就此而產生。1983年，伏羲作為中國的神話人物被改變了。在甘肅省古城紀（現天水市）出土了目前為止世界上最早的遺址—大地灣遺址，時間上遠超過河姆渡遺址、紅山文化、李家灘文化等。大地灣遺址的出土把伏羲從一個傳說的人物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人，但是不要單純地理解成只是某個個體，伏羲是氏族社會的首領、代表者。大地灣遺址出土了很多文物，其中有很多文物帶著卦、太極類型的圖案。現在的河南、福建、廣東、浙江人的核心祖先都是伏羲，全是從伏羲這里出來的，歷史上叫河洛人。
伏羲所處的那個年代是上古時代。我們的祖先棲息于亞熱帶地區，處在雨熱同期的季風氣候里，中國地表生態富饒，人與自然處在相對和諧的狀態中。當時以漁獵經濟為主，他的氏族當時就在卦臺山打魚狩獵。卦臺山風景優美，地勢奇特，一條河蜿蜒地流過這座山，八面環山，是一個天然的太極八卦圖。世界上目前被發現的兩個天然的太極八卦圖，一個在卦臺山，一個在美國的黃石公園。一個在中國，一個在美國，這兩個天然的地方剛好也東西對應。
伏羲在卦臺山開始研究自然發現：天亮的時候人就有活力，天黑了以后就想睡覺。有太陽的時候萬物都生機盎然，太陽被云遮住了光線就變得很暗，這時候生物狀態也趨于靜的狀態。他發現“一個明，一個暗”就能影響了人和動物的動與靜。此時明了暗了，彼時明了又暗了，一個明暗轉換成一天，時間的周期就有了，他發現了時間的存在規律。伏羲后來就根據這個特點去分析各種事物，發現連續的晴天過后就會下雨，連續下雨到了一個極致，就會放晴。也發現隨著明暗雨晴的時間變化，他也在長大和老去，生物也在成長和死去。
同時，他也體會到空間的存在，發現往上一看有上的位置，再往下一看必有下的位置，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外必有內，有近必有遠。他觀察位置也是相對的。于是伏羲領悟出事物存在、發展不僅伴隨明暗變化，產生出動靜的狀態， 并且在位置上也同時存在相對的位置關系。因此他找到一組相對的概念，來總結觀察到的現象和變化，這組概念不僅能夠表達時間，還能夠表達空間，這就是“—、- -”，叫陽爻和陰爻。
至此陰陽成為了能夠概括任何事物發生、發展、轉折、終結狀態的一對概念，進而他發明了八卦，八卦也成為表達時空及事物最系統的模型。這是世界上第一次把時間和空間用一套模型給統一起來了，這是愛因斯坦一生追求卻沒完成的事，伏羲早在8000年前就做到了。
陰陽的概念，隨著伏羲的創造，深入到大眾之中。古人感悟到：天氣過熱不舒服，過冷也受不了，只有不冷不熱才合適。這就從生活中產生了陰陽平衡的思想，逐步擴大到各個領域，都以陰陽平衡為最中正的方向。人類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健康，智者發現：只要身體氣血不平衡，就會生病，就此產生了中醫學。伏羲創造的東方重視中正平衡的文化，不斷傳承延續至今。
中國文化面臨的挑戰
1894年清政府和日本打了一場敗仗，導致清政府直接和間接賠給了日本2億兩白銀，這場敗仗就是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特別的意義，是一場用中國文化理念擊碎清政府的戰爭。
甲午戰爭失敗以后，當時的國民對中國文化和制度的自信心遭到重挫，開始想全面學習西方，所以在1906年廢除了實行千年的官員選拔制度—科舉制度。提到科舉，大部分人都會認為那是落后的代表，是一種腐朽的、教條的考試制度。其實，以這種機械的、割裂式的、靜止的態度來看待科舉制度是錯誤的，這種錯誤在于從歷史長河中一個微觀的點上看待科舉制度。
如果認真研究過科舉制度，把時間軸拉長來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科舉考試在明代以前，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針對優秀精英的選拔體系。隋朝開始出現分科考試選拔人才，到唐代科舉考試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內容全面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學、數學、醫學、法律、哲學、天文、藝術等。考生通過鄉試之后，才可以赴京參加會試。
會試共考三場，每場考試考三天，一共九天。一場考試不允許出門，自帶干糧，以防止作弊。古代中國的考試題目不是現在的ABCD選擇題，選擇題是讓人們用線性邏輯思維推理問題，這類題通常容易，但缺點在于根本無法展示自己對學問的理解和觀點。
當時的科舉制度雖然講究對經書典籍的熟諳，有很多類似完型填空的內容，但重點卻在開放型策問上，目的是考查考生的綜合思考能力和發散性思維，考生要針對治理國家，解決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問題提出自己的對策。這些能展示考生是否具有統籌全局的能力，體現思維水平的高低。所以沒有卓越的才學、獨到的思維和扎實的全科基礎知識，是根本無法考取功名的。同時，當時的中國科舉制度也是一個讓一介平民有可能瞬間進階國家領導階層的選拔體系。就是精英靠本事，避免世襲制度的弊端。所以清朝以前的科舉制度是非常優秀的人才選拔制度。
而清朝時期，面對與正統中華文化的沖突，統治者出于維護統治的目的，逐漸開始改革科舉制度，使其變了味，它逐漸變成了一種死板、固化的制度。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列強用船堅炮利打開了清朝的大門，甲午戰爭以及和其他西方列強的交手，清政府均告失敗，凄慘落幕。
在被侵略的年代，中國人難以坐下來冷靜地反思自己的文化，使得人們對自己的文明產生了過度的質疑和自卑。當時的國民對國家民族的自信心開始逐漸削弱，甚至于蕩然無存，文化自信慢慢就喪失了。當文化自信心沒有了，就開始懷疑自己，懷疑自己民族的文化、教育方式、制度有問題。
科舉制度被廢除以后，發生的事情值得深思。中國從李鴻章時代，就開始了洋務運動，全面學習西方。后來留洋的學者們看到了西方文化對于工業和科技的巨大貢獻，普遍認為先進的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都是西方現代化的產物。于是中國開始了“拿來主義”，從西方什么都拿來，把西方作為榜樣，效仿它們的政治體制，復制它們的文化，把中國的發展目標定位在實行“西化”的體系下。
但拿來的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表現形式，卻沒有拿來并真正學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和根本。提倡拿來主義的人們是熱愛自己國家的，也為中國是否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憂心，只是錯將中國在世界失去的尊嚴與屈辱，通通算在了自己文化的頭上，拋棄了自己的傳統，不僅把自己文化中的糟粕扔掉了，同時也把自己文化中的精髓都扔了。這樣的抗爭無疑是偏頗而激憤的，忽略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注定無法扭轉國家的命運。
反觀我們的鄰國日本，在我們進行洋務運動之后，實施了明治維新，也學習西方。兩個國家同樣都以中國文化為源，但日本的西化，最終打敗了我們。
文章摘自《國學之樹》/作者：許文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