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合稱《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或《四書》，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華文化新經(jīng)典。
朱熹，世稱朱子。紹興十三年(1143年)，14歲的朱熹秉先父朱松遺命，奉母到福建崇安五夫定居，拜“五夫三先生”劉子翚、劉勉之、胡憲為師，研讀《四書》。
五夫古鎮(zhèn)山川秀麗、鐘靈毓秀，素有“鄒魯淵源”美譽。
“五夫三先生”崇尚二程理學，對《四書》都有深入而獨特的研究，胡憲更是將長期收集的數(shù)十家《論語》解說，以二程論述為主，融匯各家解說，同時附以自己獨特見解而成的《論語會義》傳授給朱熹。此書為朱熹注釋《論語》提供很大幫助。
在他們教導之下，朱子堅持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研究中心，研讀大量學術(shù)著作，為研究《四書》奠定了全面而扎實的基礎(chǔ)。晚年朱子回憶當時“讀《四書》甚辛苦”，“十七八歲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誦十遍”。
文化經(jīng)典是民族文化的基本之典，具有創(chuàng)新性、權(quán)威性、深邃性等特點，是民族文化的根和魂。中華文化從遠古到孔子集大成，孔子后到朱子集大成，是世界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孔子編撰《五經(jīng)》，即通常說的《詩經(jīng)》《尚書》《禮記》《周易》《春秋》，成為中華文化的初始原典。
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確立了《五經(jīng)》文化經(jīng)典的地位，但回應不了當時社會思想需求和佛學道學的挑戰(zhàn)，導致孔子創(chuàng)立的原始儒學日益邊緣化。
中華文化發(fā)展到了關(guān)鍵時刻，在尊崇維護《五經(jīng)》的同時，需要重新選擇意義更加突出、內(nèi)容更加明確、能回應佛道挑戰(zhàn)的新經(jīng)典。選擇新的文化經(jīng)典的任務，從唐代韓愈提出，經(jīng)北宋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最終落在了朱子身上。
朱子認為，《五經(jīng)》內(nèi)容豐富但表達的意義不夠集中、明確。朱子繼承二程從《禮記》中分出《大學》《中庸》兩篇的思路，并將《論語》《孟子》提升到“經(jīng)”的地位，與《大學》《中庸》合稱《四書》，形成文化新經(jīng)典。
朱子用40年時間“遍求古今諸儒之說”，融匯百家，收集各種經(jīng)典文本，加以研究注釋。《論語集注》引用學者1629條注解，《孟子集注》引用學者1324條注解。在此期間，朱子還寫了《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大學解》《大學或問》《論孟精義》等與《四書》相關(guān)的著作，構(gòu)筑起包括理氣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在內(nèi)的龐大的哲學新體系。
紹熙元年(1190年)，《四書章句集注》出版。但朱子仍不斷修訂完善《四書》，直到辭世前一天，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
《四書集注》視野開闊，理論深邃，從宋代開始普及，元代被定為科舉考試的教科書，由此也確立了朱熹在中國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誠如錢穆先生所說，朱熹“于四書用功最勤最密，即謂四書學乃朱熹全部學術(shù)之中心，亦無不可。”他還在《朱子學提綱》中對朱熹用功于四書學作了簡要的總結(jié)：“四書結(jié)集于程朱，自朱子以來八百年，四書成為中國社會之人人必讀書，其地位已在五經(jīng)之上。”
作為文化集大成之作，《四書》追溯到遠古，承接炎黃、堯舜、孔孟文化思想，開啟疏浚文脈、重建文化的進程，準確體現(xiàn)孔子、朱子倡導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深深融入民族精神，內(nèi)化為民族文化基因，如源頭活水，激活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