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想的碰撞與會通可以說貫穿了整個20世紀的思想史。關于如何會通、把握、比較中西思想，中國學人至今仍在努力探求一條在“兩難”中得以“兩全”的道路。西方思想的介入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學術的研究方法，中國近現代學人剪裁儒家、諸子經典，歸入西方哲學體系，才得以建立近代學術體系。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流變，在西方學科分類的影響下，我們對西方哲學概念漸漸“日用而不覺”，漸漸習慣于用西方哲學的概念和形式來探討中國古代思想，以之為慣常的思維模式和學術范式。西方哲學范疇如同一把尺子，研究者將經典文本中符合尺度標準的內容挑選出來，整理歸納后并入其下，但這尺度是外在的、后來的，并非從文本中自然產生的。在梁啟超發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百多年后，今日的中國早已破除了對西方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種種迷信，學界也已經開始反思西方哲學范式能否恰切地、嚴謹地表達概括中國古代先賢的哲思。譬如，老子的“道”在概念化的西方哲學視域下，經常被割裂地解讀為形而上學的實在、宇宙論的本源、客觀的規律等，并且因翻譯錯覺進一步造成了源自亞里士多德的西方“形而上學”與老子“形而上”之“道”二者的簡單等同。梳理西方“形而上學”的源流并比較其與老子“形而上”之“道”的捍格之處，有利于我們更深入理解老子之“道”的意蘊與價值。
西方哲學的誕生是從對世界感到驚訝，繼而叩問“始基”開始的。對“始基”的追問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學的基石。巴門尼德第一個提出“存在”問題，而后亞里士多德將關于“存在”的討論系統化、范疇化，最終形成ontology（本體論），即專門討論“存在”的學問。亞里士多德生前將這部分內容稱為“第一哲學”，公元前1世紀的學者安德羅尼柯在對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進行整理分類時，將其研究“存在”的學說置于討論具體事物的本質、特性的“物理學”（即自然科學）論著之后，“Metaphysic”（形而上學）由此得名，直譯為“物理學之后或后物理學”。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圍繞“存在”展開，他用分析的方法以知性去認識、定義“存在”，這便又催生了邏輯學，而邏輯分析所指向的目標是去偽存真、明辨真假，用智思的推求、理性的判斷去辨別真偽，西方哲人對真理的不懈探求由此發端。可以看出，西方的“形而上學”開始于古希臘哲學家對“始基”的追問，在亞里士多德將“存在”定義為最高的哲學范疇后，西方哲人從古至今都在對其進行追問，從“始基”出發探尋“本體”，無論是物質實體或黑格爾所謂“絕對精神”的精神實體，都難免落于“實體”之意。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抗爭、不可違逆的命運意識深植于古希臘哲學家的思想中，阿那克西曼德在定義“始基”時說：“萬物所由之而生的東西，萬物消滅后復歸于它，這是命運規定了的。”巴門尼德在描述世界萬物的創生時也提到了“支配一切的女神”，這使得“存在”在其誕生之時就被染上了他律的色彩。
漢代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他認為政治問題是先秦主流學派共同關心的話題，它們都致力于探尋怎樣治理天下，即“務為治”。與古希臘的哲學家不同，先秦諸子的學說發軔于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他們致思的出發點是對現實的關切和對人生意義的思考。因此，相比于古希臘哲學家以物我對立的思維方式叩問“始基”“本原”，諸子的哲學是生命化的，是訴諸生命踐履和體悟的，他們追問的不只是宇宙的根柢，更是人生的價值。黑格爾認為孔子的學說只是世俗的道德而缺少思辨，這個評價固然帶著西方理性主義的傲慢，而把老子“形而上”的“道”比附于西方哲學中的“始基”“存在”或“本體”，看似哲學化、概念化，實則遮蔽了中國傳統思想的精髓與真諦。
《老子》首章稱“道”為“萬物之始”“萬物之母”，第四十二章亦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第二十八章又云“復歸于樸”，這些語句對“道”的描述，看似與“萬物所由之而生的東西，萬物消滅后復歸于它”的“始基”定義相似，但需要注意的是，老子對“道”的闡述遠不止于此，僅憑文本中的個別語句就將“道”等同于“始基”“本體”是不嚴謹的。“道”是老子思想的基礎與核心，可以說五千言輻輳于“道”。因此，老子在界定“道”時慎而又慎，自言“強為之容”“強為之名”“惟恍惟惚”，他在第一章就明確地說“道，可道也，非恒道也”。“道”不可言說，說出來的“道”就不再是渾沌的大道了。
老子在闡釋“道”的時候，用的皆是縹緲恍惚之辭，“道”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說，無物、無象、恍恍惚惚，而老子所謂“道之為物”并不是說道是某“物”，而是“強為之容”式的擬物而談。老子用了這樣多的字句來反復強調“道”的特性，就是為了避免讀者將“道”當作一個實體，范疇化、概念化地去解讀“道”，反而阻礙了我們對“道”渾融韻致的體悟。陸德明在《經典釋文·爾雅音義》中指出：“‘道’本或作‘導’。”導是疏導、引導的意思，借用“導”義去理解“道”的意蘊，不必借助概念化的定義，我們也能夠感受到老子對后人玄默的指點。其實，“道”就是一種對人生所該選取方向的指引或導向。“‘導’是動詞，《老子》一書雖以名謂方式用‘道’指稱‘形而上者’，但‘道’所蘊含的那種‘導’的意味卻并未因此而消逝，它默默提示著人們切不可把‘道’靜態化、實體化了。正像后來《易傳》就形而上之‘道’所說的‘神無方而易無體’，老子之‘道’沒有涯際、沒有形體，然而它導之于人的價值取向確鑿、真切而毫不含渾。”
“道”不是一個認知范疇，它并不是智思的推求和嚴密的邏輯分析的結果，而是與人的踐履息息相關。“道”不是物質實體，亦非“邏各斯”“絕對理念”那樣的存乎萬物之外、超乎萬物之上的精神實體，“道”的踐行在乎于人自身。“道”并不在“人”之外，“人”與“道”在某種程度上是相通的，“道”的實現就在于人向“道”之所“導”勉力提撕。雖然“道”是一種對世道人心的引導開示，人人可“得道”，但又不能因此說“道”是經驗性的，因為“道”的圓滿境界是任何人都不能真正達到的，經驗的人只能無限趨近于形而上的“道”。“道”的引導是價值層面的、不落于實體的、不依靠他律的，是縹緲恍惚卻又真實不虛的。
中學與西學在致思理路上有著根本的不同，與西方哲人多重邏輯與智思的推求相比，中國的哲學是生命化的，蘊含著對人生終極眷注的關切；與西方物我對立、試圖以知性把握客觀實在的思維方式相比，中國的哲學訴諸踐履和體悟，是在價值引導下自覺地修養提撕而非主客二分的。時至今日，我們應該自覺地反省西方哲學范式的局限，但是這種反思的結果亦不應導向另一種極端，即重新回到傳統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將眼光局限于“故紙堆”中。我們在當代呼喚傳統文化的回歸應帶有一種開放并包的心態，在研究學習中自覺反思、不斷揚棄，如梁啟超所說的那般，既“勿為中國舊學之奴隸”，亦“勿為西人新學之奴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找到中華文化在當今世界的定位與坐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