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互助社群（抑郁癥社群小組）
三年后，26歲的任可坐在租住的公寓里回憶起患病的那段經歷，格外輕松灑脫。表達欲旺盛，滔滔不絕，眉宇眼神中幾乎察覺不到愁緒，并不符合公眾對一名抑郁癥患者的“刻板印象”。
孩子焦慮抑郁怎么辦？當父母的最害怕是孩子焦慮抑郁癥，擔心孩子因為抑郁導致人身安全出現問題，甚至有生命危險，所以父母會想盡一切辦法滿足，讓孩子開心，這就會造成溺愛與放縱；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老師講解如何幫孩子改善抑郁6個步驟，聯系我們獲取指導方案。
任可覺得自己痊愈了，并且兩年沒有復發。這兩年，她以“所長任有病”的身份建立起了大約有6萬抑郁癥患者和家屬的線上社群，為他們提供交流互助平臺，抱團取暖，相互治愈。
“他們只是缺少被理解和被支持，當這種相信和支持從任何一個人嘴里說出來的時候，他們就好像得到了原諒。”
6萬患者和家屬的社群
在任可租住的公寓樓下的咖啡廳，記者第一次見到任可，她剛剛結束出差回到北京。眼前的任可外形優越、身形嬌小、穿著入時，言談間流露出年輕創業者的氣質，讓人很難與抑郁癥患者聯系起來。
2018年，任可創辦了“抑郁研究所”，不同于以往對抑郁癥的關注多以公益形式開展，任可的創業顯得十分新鮮。創辦“抑郁研究所”兩年，她經常出現在各類比賽、創客訓練營、媒體采訪、新書簽售會上，也認識了不少投資人。
“我最近見了好幾個投資人，現在很多互聯網大廠都已經關注到抑郁癥賽道……”還沒坐定，任可就切入“正題”。
創業圈兩年的浸染讓她下意識就會蹦出許多互聯網“黑話”：“行業做了很多C端患者的用戶教育”“我非常了解患者痛點”“供給端還不夠”“要抓中間信任關系匹配”……
“抑郁研究所”在做的，就是在患者和醫療機構間搭建橋梁，患者通過專業渠道獲取信息，接受有效治療，同時對更廣泛的公眾進行疾病基礎教育。
兩年前，任可著手建立了線上社群，現在已經有約6萬抑郁癥患者和家屬，日常用藥、互助交流、線上陪伴是社群活動的主要內容。
她解鎖手機，上百個微信群一時間涌入無數消息：有人“曬”出自己的診斷證明，有人展示正在吃的藥物，有人咨詢藥物的副作用，有人糾結下次去醫院取藥要想什么借口向單位請假。
他們多為產后女性、留學生和年輕白領，由于切換了社會角色或是換了環境，對接觸到的新信息需要一個重組和認知的過程，過往所有經驗被迫改變，隨之產生的適應性障礙如果沒有在當下得到疏解，就可能產生焦慮或者抑郁情緒，甚至發展為病癥。
她手機里還有十余個“休學群”，任可說，群里都是因為抑郁癥暫時休學的孩子，從小學到大學、少年至青年，幾乎包括所有年齡段的學生，休學時間短則幾個月，長則一整年。
任可認為，青少年抑郁癥的增長除了跟人們對抑郁癥的認知在提高有關外，還與青少年自身緊密相關。作為互聯網原住民，“00后”們的自我意識更強，線下建立的連結關系比較薄弱，孤獨感比“90后”更加強烈。
她給出一組數據，在互聯網上主動尋求抑郁癥解決方案的人群中，18~25歲占55%，18~35歲占80%；女性與男性的比例約是6:4；南方地區占70%，一二線沿海城市和經濟發達的地區比例更高。
“幾乎都是年輕人。”
任可抑郁康復一周年，和朋友們一起慶祝留影。受訪者供圖
確診單像一桶黑油漆
任可很能理解他們，因為有過同樣的經歷。
那段經歷對任可來說，就像手握一塊燒紅的碳，無法擺脫。那時，她常常想起《梅爾羅斯》里面的一句話，“如果不能跳樓的話，要窗戶有什么用”——徹底結束生命成了她每天渴求的東西，“反正沒救了”。
2018年初，任可在北京安定醫院拿到重度抑郁癥和嚴重自殺傾向的診斷單時，童年那段在傳統教育模式下“挨打”的經歷，最終被鎖定為觸發抑郁癥的根源。
確診前幾個月，任可睡得越來越少，每天很努力也只能保證兩三個小時的睡眠，后來一度產生了自殺的想法。以為是神經衰弱，她去醫院掛了睡眠科，沒想到被轉診到精神心理科。醫生問了診、開了藥，但沒有更多時間分給任可，后面的病人已經排起長隊。
拿到確診單時，就像被一桶黑色的油漆從頭到腳淋了下去。
確診后最初的三個月，是任可覺得如果再來一遍，恐怕會撐不下去的一段日子。啟動性變得很差，幾乎沒有辦法開啟新一天的任何事情，呼吸、喝水、穿衣服都讓她感到負累；不敢辭職，不得不包裝成一個得體的成年人，努力扮演朋友圈里的自己。
“不管怎么樣，我要把這個病治好。”和其他抑郁癥患者不同的是，任可有著強烈的就診意愿。但因為缺少必要的疾病知識，任可的依從性非常差，當藥物的副作用開始侵襲她的軀體時，她堅持不住了。
她想到去做心理咨詢，但醫院無法提供長程的心理治療，也不能推薦任何一家機構，醫生建議她“上網搜”。她開始了漫無目的地搜尋，電話撥通，對面是痕跡明顯的推銷或是并不專業的情感咨詢，真正能幫助她的少之又少。
“抑郁研究所”今年做過一項調查，約四成抑郁癥患者和任可一樣，因為相關共病或者軀體化癥狀，比如心悸、腸胃失調、神經性厭食貪食等才走進醫院。有數據顯示，我國9500萬抑郁癥患者確診率僅21%左右，大部分人，包括專業醫生，都缺少疾病教育，對抑郁癥認知不足。
社群一位西安的患者曾跟任可分享自己的經歷，他在母親的陪伴下去當地三甲醫院看病，一位看起來經驗豐富的心理科副主任醫師接待了他們。他說自己想自殺，醫生告訴他，你不是抑郁癥，你是巨嬰癥，30多歲了還每天躺在家里啃老，你現在跪下來跟媽媽認錯。
那位患者走出心理科室的一瞬間就決定“放棄了”。這樣的困境每天都在發生，任可說，即使患者已經有了很強的自覺，但是國內好的咨詢師供給仍然非常不夠，精神衛生領域的醫療仍然處在很早期的階段，求生通道的閉塞一定程度上導致很多人放棄了求生。
無法洗刷的病恥感
嚴重的時候，任可也想過死，但診斷單上的“重度抑郁癥”讓自殺也不得不被粉飾一番。
“就是那桶黑油漆，我沒有辦法面對自己，我不能容忍自己得了一個如此脆弱的疾病。”任可設想過，如果走在大街上有車把她撞倒，或是在出差的飛機上遭遇失事，能用這樣“體面”的方式離開“就好了”。
“病恥感”幾乎存在于每一個抑郁癥患者和他的家庭中。
任可的父母很少將她公司的進步和獲得的關注發到自己的社交圈，有時還會提醒任可，對媒體不要說生病跟家里有什么相干，就說是工作壓力太大了。
病友社群里，很多家屬因為遺憾自己的親人是因為抑郁癥離開，出于自我保護或是為了保護離開的人，不得不去包裝另外一個版本，對外稱是心臟病，或者說，我的孩子出國不回來了。
活著的人仍然在努力扮演健康，每兩周去復診取抗抑郁藥物的時候都要為自己的又一次請假設置一個完美的理由：上一周是痛經，下周要去拔智齒，再過兩周是家里下水道漏水，也可能是我的貓要去做絕育……不能向任何人承認“我去看心理科”。
甚至在業內，也沒有完全擺脫對抑郁癥的偏見。任可接觸過國內一些專業的心理咨詢專家，出于愛護，他們總是會叮囑，“你創業就創業，不要總在外面跟人家說你得過抑郁癥，這樣還怎么找男朋友？”
“偏見永遠都會存在”，任可認為，無法洗刷的病恥感一方面與東亞的恥感文化相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對抑郁癥的污名化。
最近幾年，一些公眾人物的意外去世讓更多人了解了抑郁癥，抑郁癥也開始逐漸去污名化。她能感覺到國內對抑郁癥的關注多了起來，網抑云、喪文化、社交恐懼等也常常出現在微博超話、豆瓣小組，有人會在評論區“challenge”：你真的抑郁嗎？
任可覺得這些質疑沒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隨著信息和教育的推進，對于抑郁癥的討論變多了，社會開始去更多地關注心理健康、關注個人意識、關注群體矛盾，就像關注物質生活、關心房價、水和空氣一樣。
任可有一份統計數據，目前國內有9500萬抑郁癥患者，大約1.8億泛抑郁人群，包括焦慮癥、睡眠障礙、情緒障礙、人格障礙等。她越來越意識到，抑郁就像是情緒流感，它會傳染也會流動，像感冒或者過敏一樣，它一定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里，我們要學會去接納抑郁情緒，要防止從情緒發展成疾病。
抑郁研究所線上社群有來自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各個年齡段的抑郁癥患者，相互治愈。受訪者供圖
活到好事發生那一天
創業兩年，任可逐漸變成了一個有標簽的人，比如“所長任有病”，就是她主動給自己貼上的標簽。用這個身份，她建立社群、出書、運營社交賬號、制作視頻科普內容，她姣好的外形有時會引起討論，這一切都很符合人們對一個網紅的想象。
“你想紅嗎？”面對這樣的提問，任可向后半仰了下，很快又坐直，“這對我來說不是想不想紅的問題。”在任可心里，把自己推到臺前，把自己的經歷拿出來分享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它意味著你要被審視和評判。她接受這樣的代價，只要有人因為她的分享獲得力量，增加求生的希望。
病友群里，任可的抑郁日記被反復轉發，讓病友知道有哪些出口和方式是可以嘗試的。任可說，在那段絕望的日子里，是她的朋友抓住了她，構建了一個社會支持的網絡，把她給兜住了。她期待，自己一手組建的病友社群能“兜住”更多的人。
回到現實，任可的公司已經拿到了第一筆投資。不同于其他抑郁癥領域的NGO或是慈善基金，任可從資方拿到的每一分錢都要實現符合預期的回報。
無法逃脫的逐利本質，不能忽略的投資回報，資本希望從抑郁癥患者身上得到什么？
任可堅信，資本關注抑郁癥是件毫無疑問的好事，“當抑郁癥形成一個賽道概念的時候，意味著我們終于能夠不再以公益組織或是個人拿出全部家產，這樣犧牲式的、情懷式的方法去推進產業的進步了。”
過去十數年，精神心理領域的從業者通過內容傳播和用戶教育，讓人們知道了什么是原生家庭、親密關系和個人成長。處在目前的階段，任可認為應該從供給端發力，建立信任關系匹配，幫助專業的精神心理機構降低獲取用戶的成本，從而快速擴大規模，用更低的價格為人們提供更加普適性的服務，而不是要站到自殺邊緣的時候才會啟動。在這方面，資本會給予更大的助力。
對于資本與初衷之間的關系，任可更愿意看到資本向善的部分，她同時相信公司未來的方向一定是市場和用戶的行為投票，而不會全部受到資本的支配。
她認為，資本目前對抑郁癥的關注還是非常冷落的，很多投資人考慮到投資回報周期而不愿涉足。“我們都知道這件事很難，因為它沒有辦法在當下給予你非常大的商業回報。”
作為一個曾經的抑郁癥患者，任可經歷過自我評價很低的階段，但在創業這件事上，她不得不去做一個長期的樂觀主義者。
她懷抱希望，在未來5年、10年甚至20年，能在某一個場合跟大家分享說，你們知道嗎，10年前我們還會因為抑郁癥而有病恥感，很多患者甚至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現在再也沒有這種事了。
“我一定要去做一個長期的創業者，陪病友們一起活到好事發生那一天。”任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