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幽若
父親走了已過七載，這七年來我不斷穿梭于北京和維也納之間，處理著他走后留下的各種事宜。父親走后，母親、姐姐和我共同商量，將父親的藏書捐贈給他曾經工作過的中國人民大學，以澤被后學。從2021年12月16日始，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的幫助下，我和圖書館的工作小組歷時一個月整理了父親留下的近三萬冊書籍，2023年7月又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四位同學的幫助下整理了家藏古籍和再造善本約七百余種，并將整理出的近一萬六千冊書籍和全部古籍捐贈給了人民大學圖書館，同時將余下的一萬兩千冊書籍捐贈給了無錫馮其庸學術館。看著一冊冊老書從書柜中被取出，其中不乏從我有記憶起就陳列在書架上的，它們被蓋上父親的藏書印編輯入書目，一冊冊裝箱運走；看著在暮色下空蕩蕩的書柜，心緒如五味雜陳，那些書籍如影隨形，似乎在空曠的書柜中低低地吟唱，敘述著它們各自的故事，剎那間許多有關書籍的記憶碎片在不經意間重新徘徊于腦海，自然而然地列隊成行，像電影畫面般一幀楨浮現在眼前……
吾父馮其庸嗜書如命，愛書如己。我打記事起，就印象深刻。小學入學第一天，發了新課本，回家的第一項功課便是包書皮，而這一功課，記憶中是父親教我完成的。小學二年級時父親給我介紹的第一種課外讀物，就是漢語成語典故。那是一套暗紅、墨綠兩冊豎開本的小冊子，記不清是哪家出版社的讀物，好像是文物出版社，封底是個墨色龍戲珠的漢瓦圖案，對每個收錄的成語典故都做了簡單精準的解釋，并賦予生動的插圖，活靈活現，令人仿佛身臨其境，使年幼的我學會不少成語典故并領會其中道理，我至今對里面的許多插圖還記憶猶新。
少時我家住在張自忠路中國人民大學宿舍，家中居室面積小，每當我將正閱讀的書籍背朝天地隨便放置于床頭或桌上，看到聳起的書脊，父親的眉頭就會像聳起的書脊一樣皺起，提高嗓門叫我過去，嚴厲地教訓我要愛惜書，告訴我，如此放書，時間久了，書脊就會散開，云云。看到我有時會在閱讀的書中折角，以示閱讀記憶，更會非常光火，不依不饒地一定要看著我把折角重新展平，千叮嚀萬囑咐，下次再不許如此做。爾后特意為我備了幾柄樹葉做的書簽。兒時的我，少不更事，看到父親為書生氣，總覺得他小題大做，哪至于發那么大火。其實，回想起來，正是那時父親的嚴厲，讓我養成了良好的讀書習慣。如今在整理他留下的古籍時，每當看到有折損的地方，都會小心翼翼地展平、壓好。
再有一樁事情被牢牢地刻在我童年的記憶中，不可磨滅。上世紀六十年代，父親痛失他所愛的影印本《庚辰本石頭記》。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他擔心以后再也讀不到這部千古名著，為了彌補這一損失，于是又借來一部，開啟了手抄《庚辰本石頭記》的工作。
那時張自忠路3號的三居室住宅被分配給兩家同住，我家四口人擁有兩室加一間大廚房。父親的書房和父母的臥室不分，只有十三四平米。從小受溺愛的我一直與父母同寢一室。自我有記憶以來，從來都是我與母親先睡，往往是一覺醒來，父親依然在書桌邊或讀或寫。父親抄書的那段時間，每晚吃完飯，他處理完瑣碎雜事，都會沏好一杯綠茶，從書桌上的小水盂中取出一小銀匙清水，開始慢慢地研墨。父親研墨時神情十分專注，旁若無人，通常研墨，左手提起右手袖角，把住右手腕，一轉一轉慢慢磨，磨到墨每轉一圈剛好在硯臺上留下一圈的痕跡，直至研好。然后試筆，試筆時他會把前日洗好的毛筆尖放入口中泯濕，而前日未完全洗凈的墨跡自然會在他舌尖和唇畔留下深深的印記，他卻全然忘我。然后用濕潤過的筆試研好墨的濃淡，反反復復，這樣一通長長的準備程序，每每開始抄書已經是晚上八九點鐘，就這樣日復一日，從1967年12月3日起至1968年6月12日止，歷經一百九十二天，終于完成了一部《瓜飯樓抄庚辰本石頭記》，并寫下他那首淚干腸斷、透骨酸心的詩句：
《紅樓》抄罷雨絲絲，
正是春歸花落時。
千古文章多血淚，
傷心最此斷腸辭。
那時作為孩子的我全然不知世事變遷和父親所為，當然也就沒有任何害怕。現在想來那段特殊年代父親承受的是怎樣的精神壓力，而他卻又能如此從容淡定地抄出這樣一部幾被焚毀的歷史名著。而從另一視角回顧這件往事，在他抄寫《庚辰本石頭記》時，怎能預料這本書日后對他的影響呢？又怎能預知日后他與“紅”結緣在紅學研究上一發不可收拾？這一番抄寫為他日后的紅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也由此成就了他的紅學論著《論庚辰本》。
記憶中我父母親似乎很少逛街，只有需要某物時，才會去商店，而且每次去商店也是直奔主題，目不斜視，找到需要的東西，不問價錢，買了就走。而鮮有逛街的父親卻非常喜歡逛書店。幼時的我耐不住寂寞，到了周末常吵著父母帶我出去。父親不堪其擾，就會帶我逛書店，我會跟著他一路走到隆福寺。那時隆福寺胡同里有家中國書店，從胡同走出來，右手邊還有一家新華書店，這兩家書店因離家近，成了他的最愛，工作累了，就近逛逛這兩家書店，就是他那時的消遣。中國書店在路南，門朝北，門臉不大，賣古籍和舊書，還會有少量的字畫。這次當我整理他的古籍和舊帖時，偶爾還會發現書中夾著這家書店的發票。新華書店則門朝東，賣剛出版的新書。當時的我，每次陪著父親逗留在舊書店中，都覺得很無聊，但又不能有悖父意，只能耐心地等他仔細看完所有新上的舊書，挑選到心儀的舊書，然后再和他一起逛新華書店。到了新華書店，父親和我各有所喜，他專注于他的興趣所在，我則在連環畫和兒童讀物中流連忘返。特別有趣的是，如果他尋到好書，心情好，就會給我買一兩冊兒童讀物，否則我倆則悻悻而歸。記得有一次父親從中國書店不知覓到一摞什么好書，回家的路上興致勃勃，竟然破天荒帶我去了東四八條口的百貨商場，而商場入口處的布匹柜臺上，擺放著一匹淡紫色底子上面布滿黑白兩色細碎小花的人造絲面料，這匹布料在當時北方以大紅大綠為主的花布面料中引起了父親的注意，他不假思索，不問價格，就為我買了一段裙料。那時街上的主流色調是紅、白、藍、綠，同學們都為得到一件綠軍裝而興奮，父親卻突兀地買了這樣一塊面料回家，不僅顯得不合時宜，對上小學的我來說也太過奢侈。母親雖有顧忌，但還是為我制作了一條穿上松緊帶的碎褶小短裙，讓我心里美美的。現在想來，這條淡紫色黑白細碎小花的短裙，也許就是幼時的我對美的最初感悟，因為它有別于街上流行的藍綠兩色軍裝，令我對色彩產生了遐想。而父親呢？也許這塊素雅的花布勾起了他那一刻對老家江南水鄉煙雨朦朧、暮色氤氳的記憶？而無論如何那一次的逛書店給我留下了童年美好的回憶。
更讓我記憶難忘的是，大約1968年，院子里的叔叔阿姨們都準備到江西五七干校下放，許多家庭都全家一起遷移，父親當時考慮北京的教學質量好，遂讓母親留京農場改造，這樣姐姐和我可以繼續留在北京上學。那時家家為了減少搬家的行李，都將很多書籍作為廢品處理掉了。而父親為了保護他的藏書，到北新橋的雜貨市場，買了八只碩大的木箱，連夜將他重要的書籍裝箱封存，用鐵釘釘死，以備日后回京再用。其他無法入箱的書籍，則臉對臉地將兩只書架并在一起，再用牛皮紙將書架封閉包裝，使人無法看到里面的書籍。就這樣，我家的圖書保存相對完整，八只大木箱中和所有書架上的書籍都被集中放置于紅一樓丁組九號五樓的北屋中，靜靜睡了三年，直到父親從江西干校回來才將它們喚醒。后來，這八只大木箱被他改造成了四個書柜，這是父親干校結束返京后我家的第一次基本建設。
父親在江西干校期間，母親也同時在北京郊區，我和姐姐處于無人問津狀態。多年以后，看到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描述的那一群孩子，就像當時我們生活的真實寫照。那部電影還采用了我們的院子——張自忠路三號，曾經的段祺瑞執政府做拍攝場地，更令我仿佛置身其中。那時最高興的事就是收到父親的信件，偏偏他又勤于寫信，所以我們幾乎每星期或十天就會收到他報平安的信件。有一次，正值暑期他快回京探親之際，他來信說，給我買了一套新出版的《西游記》小人書，因他回京前會輾轉別地，所以讓其他同事先將這套書帶給我們，《西游記》小人書不日將到北京。接到信，我高興壞了，數著日子期待得到這套小人書。幼時父親講的三打白骨精等《西游記》的片段我耳熟能詳，現在要看到全套的了。那時候院子里的孩子們都暗暗地攀比著誰收集的小人書最多，我不是擁有小人書最多的孩子，但這套系列小人書無疑給我收集的連環畫增加了不少光彩，在我的書匣中占據了重要位置，成了寶中之寶。
父親嗜書如命，愛書如己還體現在他從不情愿將書借閱出去。往往他的好友借書，他都會反復叮嚀，看完速還。為了不忘記，有時他還會在書架中藏書的位置放置紙條，上面記錄下書名和借書人的姓名和借閱時間。更多的是記在他腦子里。所以，到了后來，跟他聊天，他推薦某本讀物時，偶爾他會說，家里曾經有的，只是某某借去未還，讓我再去買一本。最有戲劇性的令我至今難忘的一次是，大約我上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大家的閱讀物都很少，班里的劉姓同學得知我家中書多，問我借閱，因平日里大家聊得來，我不好意思拒絕，遂偷偷從父親的書架中取出一套《封神演義》，借給了同學。那時候家家幾乎都無客廳，同學之間聊天大多在廚房，同學很快讀完，來還書的時候正碰上父親下班回來到廚房洗手，怕被父親看到之后訓斥，慌忙中我集中生智，將書藏到家中的米缸里。后來從米缸中取出，《封神演義》上沾滿米屑。還好沒被他發現，但我因此留下深刻記憶，以后再不敢造次，將他的書借給朋友。
還有許多與書有關的故事，比如，父親擔心他的書籍生蟲，不知從哪兒聽說，煙葉夾在書中可以防蟲，即讓在鄉下插隊的姐姐買回煙葉，置于書架上和書籍之中，結果書未生蟲，倒是他的煙葉先生了蟲，因此這項防蟲舉措就此罷休。
大約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人們的生活漸漸變好，大院里開始流行做家具，當時木料緊缺，誰家能夠搞到木料，找到工匠，做一套流行的組合家具，就會讓人羨慕。那時，院里紅樓之間就是木工車間，從春暖開始，家家戶戶都排著隊做家具，日子顯得紅紅火火。1986年，父親愁于無處放書，托朋友從東北為他尋得一方堅實的木料，打算做一排組合書柜，我領銜為他設計。當時的設計很簡單，不過是兩段式，上面是玻璃門的書架，下面是木門書柜。我量好家中墻壁尺寸360公分，設計了四組書柜，并將圖紙給了木工師傅。
過了一天，木工師傅開工先搭起了上面玻璃書柜的框架。父親下班回家順路在樓下看看，不料這一看看出問題，這尺寸怎么看怎么小，隨即回家拿我是問。我摸不清頭腦，趕緊下樓問師傅，師傅說，沒錯呀，是按照你的圖紙做的呀。我連忙查看圖紙，天呀，原來我把90公分寬的一組書柜標寫成80公分寬，一字之差，浪費了四個小書架的木料。可想而知，一向仔細的父親當時的感受不僅是非常生氣和懊惱，還十分沮喪，覺得他的書柜終將成泡影。我急忙和師傅商量，如果重新再做四組，木料夠不夠，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其他家具可能就不能做了。當機立斷，我請師傅重做，讓父親安心。事后父親如愿以償，添得四組大書柜，這組書柜一直用到他退休后。而那四組小書柜，父親看后也十分滿意，只緣家中居室過小，安置了四組大書柜后，再無余處安置它們，于是成全了我的婚房。
歲月如梭，長大以后因為忙碌，加上我上大學、工作、留學、再工作，我們各奔東西，我和父親的交流慢慢地變成了鴻雁傳書亦或電話問候，以及后來每年一次短暫的探親相處。
父親晚年在通州張家灣芳草園居住，他的藏書空間隨著居室變大而越來越大。除了早年他積累的文史類書籍和古籍，因研究《紅樓夢》，他收藏了許多《紅樓夢》的珍貴版本以及相關書籍。隨著離休后對祖國西北的考察和調研，他有關西域的藏書也不斷豐富起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他長年身體力行的生活方式，而“余事書畫”則令他沉浸在探古尋幽的意境中，自然少不了對有關古代碑文、畫卷、字帖書籍的收藏。這些書得到他畢生的厚愛。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后，父親將他收藏的部分珍貴古籍文獻無償捐贈給了人大國學院。一時間家中客廳的書柜空空蕩蕩，每每父親坐在客廳中望著空著的書柜，眼睛里難免流露出落寞無神的目光，似乎他的心隨著他的書一起暫時和他分開了。我探親回家不忍看到他那失魂落魄、若有所失的神情，連忙叫著我先生將父親堆積在大書房書桌上和摞在地上的書籍填充到空曠的書柜中，緩解了父親那一陣的神傷。
2016年底，線裝本《瓜飯樓抄庚辰本石頭記》影印出版。父親感慨萬分，說他當年抄寫：“只因太過喜愛這部書，怕日后再也讀不到了，萬萬沒想到五十年后這個抄本會被出版。真好！”
父親晚年時，有些單位想征得他的同意，在他身后珍藏他的書籍，父親都一一婉拒。私下里，他同我們說，書是用來讀的，珍藏的意義遠不如留給讀書人用。2017年1月22日，父親從容安祥地走完了他色彩斑瀾的一生，直到臨終前他也未曾交代給母親、姐姐和我，等他走后如何安置他的書籍。我想這正是他嗜書如命，心里不忍與這些陪伴他一生的老朋友做最后的割舍，而始終將它們置于家中，留在身邊吧。我想對于一個篤學好古的讀書人，書就是父親精神寄托之地，更是他靈魂安放之處。
來源： 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