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呂氏春秋》導讀作者何志華先生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任。他回憶：21世紀初香港經濟不景氣，因投資失利而輕生者眾，社會上彌漫著傷感的愁緒，不知為何竟也影響了年輕一代，學生自尋短見時有聽聞。《呂氏春秋》主旨即在貴生養生，最合現世人心，這正好讓學生理解自身生命的崇高價值，絕非外物所能比擬。望能推廣其深邃精妙的哲理，也讓大學以外一眾市民及早感悟貴生之義，節欲早嗇，長生久視，享受生命為我們帶來的樂趣。
一代傳奇商人呂不韋以為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國落魄王孫異人“奇貨可居”，經過一番神奇操作之后，異人回秦國繼位，他擔任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權傾天下。
當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號稱戰國四公子，均為喜賓客之士，名重士林。呂不韋以秦國之強，在招賢納士方面，竟不如四公子，因此亦招攬士人，吩咐食客人人各著所聞，集各論著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合共二十余萬言，認為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他更布書于咸陽市門，懸千金于其上，延請諸侯、游士、賓客等，稱如有人能增損一字，即予千金。班固《漢書·藝文志》將之歸入雜家，其內容以儒、墨、名、法為主，兼及多家思想。
錢穆先生高度評價《呂氏春秋》東學西移的貢獻：“秦人本無文化可言，東方游士西入秦者，又大多為功名之士，對其故土文化，本已抱不滿之感，欲求別辟新局以就功業……其大規模的為東方文化西漸之鼓動者，厥為呂不韋。呂不韋亦籍隸三晉，然其在秦所努力者，實欲將東方學術移植西土。不僅如商鞅范雎諸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白而已。”
《呂氏春秋》一書內容十分豐富，清明將至，以下分別從“貴生”說、“養生”說擇其精要分享之。
它開宗明義，便極言“生”之可貴。《呂氏春秋·貴生》云：
圣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于生則止。
“耳”“目”“鼻”“口”都應當為“生命”服役。既然本屬“自身”范疇的“感官”，仍得為“生命”服役，則不屬“自身”范疇的“外物”，更當從役于“生命”了。
亦從“貴賤”“輕重”“安危”三方面，以比較角度強調“生”之可貴。《呂氏春秋· 重己》云：
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
莊周夢蝶
《呂氏春秋· 必己》引述《莊子》之言：
莊子笑曰：周將處于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下一上，以禾為量，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
《呂氏春秋》倡言“物物而不物于物”，其說既本莊子，其實亦見于《荀子·修身》：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荀子·修身》又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
可見《呂氏春秋》認為“生”遠較“外物”可貴，即使面對重物如“天下”，也不能與“生”相比。《呂氏春秋· 本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指出“物”僅為“養生”之手段，本身并無價值可言。易言之，“物”之價值乃為“派生價值”，“生”之價值乃“自身價值”。倘若“生”之價值被否定，“物”亦無價值可言。
“欲”既得之于天，則非人力所能干預的，《呂氏春秋· 大樂》：
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于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
又《呂氏春秋· 情欲》：
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
《呂氏春秋》認為制欲殊非易事，只有圣人可以為之。《呂氏春秋· 情欲》：
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圣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圣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
“節”意指“合理之限度”，而圣人就是從“合理之限度”考量，控制欲念。圣人能夠成功控制欲念，異于常人，乃因圣人能得“欲念”之實質內容（即“情”），再從此等實質內容中得其合理之限度（即“節”）。易言之，圣人得見欲念之“合理限度”（即“欲之節”）。圣人之所以得見“欲之節”，乃因他們從“貴生”出發，以“貴生”作為最終原則決定“欲念”內容實質之合理限度。
圣人以“貴生”為“節”的準則。《呂氏春秋·貴生》：
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
又如《呂氏春秋· 本生》：
今有聲于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于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聲色滋味也，利于性則取之，害于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稷下學宮
《呂氏春秋》的“養生說”，究其原始出自齊國的稷下學派。它繼承稷下學派的“精氣說”，認為善于保存形體內的精氣，便能長命不衰。因此，《呂氏春秋》提出了具體的養生方法，借以保留形體內存的精氣。概略言之，有以下四個重點：
（一）流動不郁
《呂氏春秋· 盡數》云：
流水不腐，戶樞不螻，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郁。郁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挶為聾，處目則為?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痿為蹶。
可見《呂氏春秋》認為百病之源全在于精氣郁結，為求精氣流動不郁，應當保持運動，所謂“形不動則精不流”。
《呂氏春秋·達郁》曰：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郁也。故水郁則為污，樹郁則為蠹，草郁則為菑。
《呂氏春秋》認為“精氣欲其行”，具體言之，則為保持運動。保持運動，能使血脈暢通，筋骨堅固，而精氣流行不郁，便“病無所居”，自能身強體健。
（二）少私寡欲
《呂氏春秋》認為“精氣”安居于形體之內，不受外物干擾，則年壽得長，可以盡其天年。為免受外物干擾，則當少私寡欲，修養情性，追求平淡祥和，避免大喜大怒。
《呂氏春秋·盡數》云：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圣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呂氏春秋》倡言少私寡欲，溯其源流，乃出自“貴生說”。“貴生說”認為君主養生之道，在乎少私寡欲，戒除奢華的生活，自可全生保命。
《呂氏春秋· 本生》：
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佁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蛾眉皓齒，酒池肉林
（三）飲食得道
所謂飲食之道，其實亦與精氣說相關涉，《呂氏春秋·重己》云：“味眾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可見飲食得飽，則使“胃充”，而“胃充”會使胸腹脹滿郁結，不利于精氣于體內運行，以致長生無望。因此飲食之道，在乎少私寡欲，進食力求清淡、合時。
《盡數》云：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至于飲食養生的基本方法，《盡數》指出應適度節制，“無饑無飽”。而飲食舉止，則在乎“和精端容”，旨在不礙體內精氣運行。統而言之，所謂飲食之道，其實亦與精氣說相關連。
（四）善于養體
《呂氏春秋》討論養生之道重在“養氣”，而非“養形”。所謂“養形”之道，其旨亦在輔助“精氣”，使“精氣流通無阻”而已。
《呂氏春秋· 先己》：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終其天年。此之謂真人。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認為“治身”即為“養形”，《先己》指出通過“養形”，可以驅除體內陳腐之氣，并且吸納新鮮精氣，從而得享天年。可見“養形”之道，推本溯源，亦在“養氣”。至于“養形”的具體方法，相對于“養氣”而言，乃專指養護身體、五官，而兼及心志的具體方法，其重點見于《呂氏春秋· 孝行》：
養有五道：修宮室，安床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龢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龢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序用之，可謂善養矣。
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云：“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營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厲，至是幾將合一爐而治之，雜家之起于是時，亦運會使然也。”《呂氏春秋》作為首部雜家文獻，其成書于秦，實為時代所需，應運而生。
（文章摘自《經典之門·<呂氏春秋>導讀》，作者何志華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