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學士宋濂專職教育太子外,專職教育諸王的儒臣最著者為李希顏。這位隱居鄉里的宿儒很有點名望,明太祖便親自致函,延請他做諸小王之師。大約是李希顏也將皇宮中的課堂當作了私塾,這個脾氣古板的老儒對待不肯聽從教誨的小王動手便打。據說一次某小王被打,太祖撫著兒子的頭幾乎發作起來。幸有馬皇后出面,說師傅以圣人之道教諸王,是無可責怪的。李希顏教習諸王時間最長,直到他們大都陸續就藩后,才重歸故里。而此后類似的宮廷教育依然在進行,諸王成年后,諸王之子又被送宮中讀書。明成祖之子漢王朱高煦當年便是頑惡不肯認真就學的一個,太祖因此很不喜歡他。這種宮廷教育與家館不同之處是教師的充足,這也是其無與倫比之處,朝廷中著名的儒臣都可以調來任教,而就學者除諸皇子皇孫外,功臣子弟亦入內府讀書。除李希顏外,曾任教習的著名儒臣尚有多人。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初,“授翰林應奉,教習大本堂,授楚王經”(《明史·陶凱傳》)。詹同,字同文,初名書,婺源人。“時功臣子弟教習內府,諸博士治一經,不盡通貫。同學識淹博,講《易》《春秋》最善。應教為文,才思泉涌,一時莫與并。”(《明史·詹同傳》)
▲劉三吾
劉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孫,以字行。“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其怠職。降國子博士,尋還職。”(《明史·劉三吾傳》)許存仁,名元,金華人。其父許謙,有文名,“太祖素聞謙名,克金華,訪得存仁,與語大悅,命傅諸子”(《明史·許存仁傳》)。孔克仁,句容人。“洪武二年四月命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明史·孔克仁傳》)太祖當時曾有一段名諭: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而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也?蓋師所以模范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茍道之不以其正,為眾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辭章而已。(《典故紀聞》卷二)這段話其實點明了當時宮廷教育的一個突出特點:諸王與諸功臣子弟讀書之目的并不在于科舉求仕,而是治國接班。這也是宮廷教育與社會公私教育的根本不同之處。
正因為如此,宮廷教育除去儒家學問之外,更加重視德行與修身教育。所謂“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和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講說”(《明太祖實錄》卷三一)。而在這方面,明太祖本人也充當了一名言傳身教的老師。太祖對諸子的要求一向是極其明確而嚴格的。他特命內侍制成“麻屨行幐”(麻鞋和行囊),并且規定:凡出城稍遠時,年長諸子必須“馬行其二,步趨其一”,以使之不致因環境優越而產生驕惰之習。而此時年齡最長的太子朱標不過十二三歲。他還讓人將古代的孝行和自己艱難征戰的經歷繪制成圖畫,頒賜諸子,使之早晚覽觀。“富貴易驕,艱難易忍,久遠易忘”,這三句話即為太祖教子之信條。(《明太祖實錄》卷二八下)在這方面明太祖堪稱一位嚴格教子的父親,“朕于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明太祖實錄》卷八〇)。這實在是令人難忘的教育,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食一用,都要受到訓誡。
▲明太祖(朱元璋)
這種宮廷中日常的家庭教育,成為太子諸王生活的主要內容。每逢太祖退朝還宮,諸子們會經常陪侍在旁,而太祖也不會放過這教子的機會,他指著宮中空地對諸子道:“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為游觀之所,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爾等常存儆戒。”(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四《開國規模》)同所有開國君主一樣,太祖非常重視歷史鑒戒的教育。他甚至親自為太子諸王編寫了兩部教科書,一部是《昭鑒錄》,一部是《祖訓錄》。《昭鑒錄》中選錄的全是漢唐以來藩王的善惡事例,《祖訓錄》是太祖平日的訓言。按照規定,諸子不僅必須認真記誦書中的內容詞句,而且必須將其抄寫到王宮正殿東墻上,以便隨時省覽。這種教育要一直進行到諸子接近成年,前往鳳陽中都鍛煉之時,然后方可再往封藩之地。明初宮廷教育的另一特點是伴讀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