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上海疫情防控處在緊要關頭，一些市民和基層干部表達焦慮、困惑的錄音、影像在網絡傳播，引發人們對疫情期間市民精神和情緒狀況的關注。
疫情容易讓人產生負面情緒，該如何排解？如何幫助疫情期間的精神疾病患者？我們該如何保持自己內心的積極陽光？大江東專訪了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副院長、上海第九批援鄂醫療隊領隊王振。
大江東：很多精神專科醫院都在封閉管理，患者的日常診療怎么辦？
王振：上海全域靜態管理之后，的確給精神疾病患者的就診帶來很大不便。當前是精神疾病高發季節，診療需求非常大；加之由于疫情影響，也增加了焦慮、抑郁等疾病的發生，進一步推高了就診需求。
正如你所說，很多精神專科醫院封閉管理，即使能出小區的患者也面臨無處就醫窘境。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和各區級精神衛生機構正積極采取各種方法，盡可能提供就醫途徑。比如，對于復診配藥患者，雖然無法正常門診，但醫院安排了志愿者協助就診者在醫院門口完成復診配藥取藥；前期醫院也開通了配藥熱線，但由于需求太大，也很難完全滿足。
我們也鼓勵有條件的患者，提前通過互聯網醫院完成就診后，次日或隔日到門診取藥；近日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互聯網醫院緊急與京東合作，實現封控小區自費患者在互聯網醫院處方后到京東平臺購藥；也在積極協調醫保患者互聯網醫院就診后由京東配送。這些措施可以很大程度緩解線下就診壓力。但是，限于疫情防控的要求，服務能力仍然受到很大影響。
對于嚴重的急癥患者，中心的急診仍保持開放，但服務量也因疫情防控而受到較大限制；另外，我們已派醫療隊在老年醫學中心方艙醫院開辟精神科病區，由疫情防控指揮機構統一協調收治社區的急癥發作精神疾病患者，上級部門也在積極尋求更多資源和解決方案，希望盡快滿足這部分人群的就醫需求。
大江東：全域靜態管理期間，從網上各種信息看，市民焦慮情緒有所增加，這是一種普遍現象嗎？
王振：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焦慮、抑郁等情緒的增加是普遍現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情緒反應。封控在家的大多數市民，因為對病毒的擔憂、環境的變化、空間的受限等原因，可能會有輕度焦慮情緒，但一般達不到精神障礙的程度；少部分市民可能此前就有焦慮問題，但在封控中變得嚴重了，成為焦慮障礙也是有的。
如果原本患有抑郁癥，在封控中遇到一些客觀困難，心理壓力突然增加，導致疾病加重也是有可能的。雖然新冠疫情會造成大眾人群抑郁情緒的增加，但抑郁癥發病率應該不會大幅度提升。
我們在2020年新冠疫情中做過大樣本調查，全人群焦慮、抑郁等情緒癥狀的發生率約35%，當然，出現這些情緒，并不意味著肯定得了抑郁癥或焦慮癥。
大江東：我們在采訪中了解到，現在社區基層干部壓力較大，難以保證正常作息，包括一些醫務工作者，一直處在連軸轉的工作狀態，如何幫助他們調試心理壓力？
王振：現在的基層工作者和醫務工作者，非常辛苦，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身體一直處在高負荷的工作狀態，連續作戰，休息時間不夠，體力大量消耗。
二是他們扮演了雙重角色。第一個角色是服務者，在疫情防控中，要給市民做好服務，必然面臨一些群眾的不滿，甚至指責、過激行為。面對這些負面評價，他們會非常難過、委屈；明明很努力還得不到認可，自我價值感下降；有時限于現實困難無法解決群眾求助，又會有自責。多重負面情緒和信息往往造成巨大心理壓力。第二個角色，他們也是普通市民，自己的安全、家人的生活，并不會得到比別人更好的保障。他們相當于承受了雙倍的壓力，遠遠超過普通市民。
即便我們幫不了他們，也請支持他們。要讓基層工作者更好為社區服務，就需要居民對他們多一點理解、包容和支持。
同時，社區工作物資不足、人手不足等現實問題還不能立即解決的情況下，上級部門、管理者有必要增加心理關愛，多一些正面激勵、支持和包容。精神的關愛、精神的力量非常重要。
如果基層干部和工作人員出現抱怨或者哭泣、情緒失控，也是在極度壓力下可以理解的反應，這不是脆弱，也不能簡單認為是心理問題。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下，都可能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要呼吁，一定要關愛基層的社區工作者、一線的醫護工作人員等特殊群體。如果自己出現了這種負性情緒，首先要自己接受自己的情緒，并通過主動言語表達等方式，積極地渲泄掉負性情緒。
大江東：現在上海有大量的方艙醫院，方艙醫院里的患者和隔離觀察對象有時會有恐慌，應該進行怎樣的心理疏導？
王振：心理學上有個認知三角，認知、情緒和行為，任何一個變化，另外兩個都跟著變。所以，可以通過改變認知來調節一個人的情緒或行為。同樣一件事，往負性方面看，是一種破壞性情緒和行為；通過引導往積極方面看，情緒會發生積極變化，隨之采取的行為就偏建設性了。
據我所知，絕大部分方艙里，都有心理咨詢或者精神衛生工作人員，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派出了20余名精神科醫生和心理治療師在不同方艙開展心理援助，有些醫療隊自己配備了心理醫生，將患者和隔離觀察對象積極的情緒引導起來，負性的情緒就會慢慢松懈。哪個情緒成為環境里的主流情緒，就可以逐漸引導大家改變認知方式。到了方艙會有擔心，那么就告訴大家，快點好起來就可以早點回家，在方艙能減少家人被感染風險等。往積極的方面看，就會逐漸產生積極的心情。
不確定感是產生焦慮情緒的重要原因，對方艙里的感染者，要及時傳遞準確的、明確的信息，如下一步的預期比較清楚的話，焦慮情緒也會改善。
大江東：現在很多高校封閉管理，學生被封控在校園和宿舍里，活動空間小，如何引導他們積極的心情？
王振：學生被封閉在較小空間，難免負性情緒會增加。比較重要的，首先是要讓同學們認識和接納自己的情緒，然后才是通過積極的認知來引導正性情緒。
據我所知，各高校都在進行不同形式心理疏導，比如線上講座，主要內容之一就是了解自己的情緒反應。不要因為對自己正常情緒反應的誤解，而造成二次情緒恐慌。比如注意到自己的焦慮或抑郁情緒后，會自我懷疑，是不是我過于脆弱，有精神問題等。在正確認識情緒后，通過識別負性認知、換角度看問題等方法，通過改變負面想法來改善情緒。校園封控過程中，生活規律和活動空間都受到很大影響，建議同學們仍要盡量保持規律生活和常規作息時間，在有限空間內做些體育鍛煉。
大江東：疫情作為一種災害，對人的影響是全身心的，在遭遇一些特殊情況時可能還會有創傷，如何引導大家走出災害帶來的心理反應？
王振：在疫情下相當一部分人會出現明顯的應激反應。一旦疫情趨穩，生活逐步恢復正常狀態，大部分人心理狀況會自然恢復到健康水平。因此，對大部分人來說，并不需要特別的心理輔導，尤其是正式的心理干預。只要常規做些放松訓練，保持規律作息，保持與家人和朋友順暢交流，焦慮情緒就會隨著急性應激減退而逐步消失。
但在疫情中經歷重大心理創傷事件的個體，比如親人亡故且與疫情有關，或近期網絡出現的個別案例，就可能會造成較嚴重的、持續時間較長的心理創傷，嚴重者甚至可能發展成為創傷后應激障礙。這時，簡單的自我調整難以達到治療目的，建議尋求專業心理輔導。從社會層面來看，上海疫情到目前為止，對社會心理應該不會產生顯著的遠期負面影響。
當然，這離不開市民的自我努力、自我調適和相關心理衛生機構的協助。
大江東：上海仍有很多小區在封控中，在心理調適上，您對封控區的市民有什么建議？
王 振：小區封控和前面講到的校園封閉有相似之處，認識自己的情緒，保持良好的生活規律、適當的室內運動同樣是有必要的。如果要給更多建議，首先就是更加合理的使用手機。智能手機是一個雙刃劍，特別是一些軟件在獲取個人閱讀習慣后，會不斷推送個人偏好的信息。當一個人只看到一類觀點的信息時，比如與疫情有關的負面信息，他獲得的信息可能就會偏頗，從而影響判斷。
其次是微信群等，一些未被證實的傳聞在微信群聊中熱傳，張三發一個，李四看到了也發一個類似的，話題越來越集中，如果傳聞涉及大家生活，就容易造成群體性恐慌、感應性恐慌。
建議市民朋友控制手機使用時間，尤其是刷疫情相關新聞的時間。可以設置一個時間限制，不要超過多少小時，閱讀的話題不要過于集中，否則看到的都是一些重復或相似信息，會強化焦慮情緒。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保持甚至加強與周圍人的溝通。當同事、鄰居、社區需要幫助時，看看自己能夠做什么。幫助別人，心里會有獲得感，“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舉個例子，有人家里囤了十袋面，可沒鹽了；鄰居家有十罐鹽，而面沒了，大家可以互相補充。網上流傳的有人分享自己家的一箱可樂，鄰居們紛紛拿自家物品來交換的故事就是這個道理，交換了物資也愉悅了心情。市民的互助、社區里的互助，會讓大家有獲得感、成就感，對個人心理健康非常有幫助，也讓小社區的氛圍越來越好，進而讓整個社會層面的情緒變好。
要特別提醒的是，市民遇到現實困難，要學會求助，學會尋找更多和社會鏈接的機會。有的人只瞄準一個途徑，遇到困難，就只給物業打電話，或者就盯著家里的孩子問，但封控情況下，得不到回應、得不到解決，該怎么辦？這就需要拓寬自己和社會的鏈接，鄰居可以問一問，或者志愿者來也可以問一問，也許就能獲得信息呢？
當然不是說求助就一定會得到幫助，但不求助是肯定得不到幫助的。要摒棄一種“負性自動思維”，在做什么事情之前認為“這樣肯定不行的”，不嘗試怎么知道呢？試一試，也許就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