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 12 月 9 日，是“一二·九”運動四周年紀念日。為了紀念這一學生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了規模盛大的紀念活動。當日上午 9 點，在延安的中央大禮堂召開了“一二·九”運動座談會，參會的有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在會上幾位曾親身參加“一二·九”運動的同志分別講述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及廣州、成都各地在“一二·九”前后的學生運動情形。晚上在中央大禮堂還舉行了“一二·九”運動紀念大會。會場莊嚴隆重，主席臺上懸掛著孫中山、毛澤東等人的肖像，主席臺兩旁懸掛著“開展全民憲政運動爭取青年參政權”等標語，毛澤東在大會上進行了題為《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的講話。
此次我黨大規模的紀念“一二·九”運動，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著密切關系。1938 年 10 月24 日，蔣介石下令撤出湖北武漢外圍部隊，25 日漢口失守，至此武漢保衛戰結束。同年 11 月 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對華聲明，聲明中稱：如果國民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潰為止。而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帝國政府亦不予以拒絕。此后，日本對國民政府的政策，由軍事打擊為主，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日本企圖靠分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分裂中國。在近衛文麿發表這次對華聲明后，汪精衛集團立即響應。11 月上旬，汪精衛指派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和國民政府立法委員梅思平，赴上海與日本代表會商“和平”的條件和辦法，雙方在重光堂進行了多次會談。11 月 20 日，雙方達成協議，高宗武、梅思平和今井武夫、影佐禎昭分別代表汪精衛與日本政府簽署了《日華協議記錄》。
針對日本政治誘降的惡毒陰謀，中共中央在 1939 年 7 月 7 日所發表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中，就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等主張。
從 1939 年 12 月后，國民黨頑固派開始對內壓制民主、對外消極抗戰，由于這些頑固派對中國抗戰的破壞，中國的抗戰進入了困難的時期。在這樣嚴峻的抗戰形勢之下，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這一規模盛大的“一二·九”運動紀念活動，這次紀念活動對于指導中國人民克服困難、堅持抗戰具有鮮明的指導意義。盡管抗戰形勢嚴峻，但毛澤東在這篇講話開頭便言道：“我認為，現在中國的事情更好辦了。”他在分析了“一二·九”運動發生的歷史環境之后，指出：“一二九運動以后，事情就逐漸好辦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民黨政府只打共產黨不打日本帝國主義的辦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棄‘剿共’政策而走準備抗戰的路，這就開了國民黨的三中全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就在事實上宣告成立。對于這些，一二九運動的功勞都是很偉大的。”并強調事情更好辦的原因是知識分子與廣大工農相結合，“一二·九”運動已經發展和匯合成為一個全民族的抗戰運動，反帝的任務更有把握完成了，頑固派想阻止也是阻止不住的。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深刻闡述了“一二·九”運動的歷史意義，指出：“至于一二九運動，它是偉大抗日戰爭的準備，這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準備一樣。‘一二九’運動推動了‘七七’抗戰，準備了‘七七’抗戰。”
“一二·九”運動的目標之一就是抗日，在“一二·九”運動爆發兩年后，中國的全民族抗戰全面展開，“并且在八個年頭中，將日本侵略者打倒了。這樣就取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替中國人民解放事業開辟了廣泛的道路和真正的可能性”。這是毛澤東在 1948 年 11 月 30 日的新華社電訊稿中給予“一二·九”運動的高度評價。
來源：中國檔案報，作者：殷月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