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二十四史之首，《史記》作者公認為司馬遷，但直到隋唐之前，《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作者被認為是“太史公”，卻沒有明確說是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的原文是：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問題在于，史記中的“太史公”就一定是指司馬遷嗎？其實，以《刺客列傳》與《酈生陸賈列傳》中的“太史公曰”來看，《史記》作者必然還有其他人。
《史記·刺客列傳》中，荊軻刺秦王的篇末，太史公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我）道之如是”，夏無且就是在大殿之上，向荊軻扔了藥箱，救了秦始皇一名的御醫。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交流過，所以知道荊軻刺秦王的內幕，后說給了太史公聽。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中，平原君朱建是淮南王英布的國相，后來反對英布造反，因此得到漢朝赦免，篇末太史公曰“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即太史公與平原君的兒子關系很好，故而得以了解一些內情。
上述這兩段記載篇末，作者說明采訪考證的當事人或準當事人，由此說明材料的來源，多方求證求真，這無疑是非常嚴謹的治史態度。然而，上述兩段“太史公曰”，卻證明這兩篇文章的作者絕非司馬遷。
司馬遷出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相距英布謀反大約相距55年，相距漢朝建立大約60余年，相距荊軻刺秦王大約90余年。
《刺客列傳》中，公孫季功、董生認識夏無且，說明他們都是秦末漢初之人，太史公與他們有過交流；《酈生陸賈列傳》中，平原君朱建的兒子也是漢初人，太史公與他關系很好……..司馬遷與上述這些人的年齡相差70歲以上，即假設公孫季功當時年齡20歲、加上50年的代差，再等到司馬遷成年之后，如何能與他們交往？顯而易見，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不可能是司馬遷。
其實，這兩篇文章中的“太史公”是司馬談，即司馬遷的父親，他在擔任“太史公”職務時寫作而成，之后司馬遷秉承父志增補多篇文章，最終完成了《史記》。
所謂“司馬”，就是專門負責管馬匹的官職，是非常重要的軍職，漢朝后司馬遷祖上成為文官，到司馬談這一輩時成為“太史公”或“太史令”。其中，“太史公” 不是什么尊稱，而是西漢的官職名稱，或者說對“太史令”這一官職約定俗成的稱呼，所以后來司馬遷也自稱“太史公”。
司馬談早年立志撰寫一部通史，《隋書·經籍志》記載：“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說，司馬談想編訂一本《春秋》之后的史書。
漢武帝建元年間（前140—前135年）時，司馬談被任命為“太史公”，隨后他收集、整理了很多圖書文獻，為《史記》編寫奠定了基礎。公元前110年，司馬談跟隨漢武帝去泰山封禪，但中途身患重病，無緣參與泰山封禪這一大事，讓他非常遺憾，最終憂郁而死，臨終遺言是“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回答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
司馬談立志編撰一部史書，擔任太史令大約30余年，如此漫長的時間里，豈能全在做準備工作，而沒有編寫出一些文章？司馬談的臨終遺言，以及司馬遷的回答，明確說明司馬遷是繼承父親遺志。因此，《刺客列傳》與《酈生陸賈列傳》的原作就是司馬談，近代學者顧頡剛認為《樊噲傳》作者也是司馬談。
值得一提的是，史書記載司馬遷的老師中，教古文的是孔安國，教春秋的是董仲舒，都是青史留名的儒家牛人。司馬談能邀請到他們做家教，從側面證明他交友廣闊，認識公孫季功、董生、朱建之子等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司馬談到底寫了多少篇章，這就是一個謎團了。以司馬談立志編寫一部《春秋》后的史書來看，大概《史記》中的春秋戰國秦朝漢初篇章，可能很大一部分出自司馬談之手。
司馬遷接手太史令職務后，先是繼承父親遺志，但在李陵事件后，司馬遷遭遇腐刑，受到奇恥大辱，之后司馬遷立志更上一層樓，在《報任安書》中說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等因為遭遇劫難而留下千古著作，因此大概這個時候司馬遷萌生編訂“古今史”（從五帝寫到當時），即從完成司馬談“接其（春秋）后事，成一家之言”的遺志，升級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志向。
尤為重要的是，司馬談在作史時，開創了“紀傳體”，且有傳、有贊，司馬遷按照這一文體繼續寫作。近代學者顧頡剛在《司馬談作史》中指出：“談之為史，有傳、有贊，則《史記》體例創定于談亦可知。及遷繼作，因仍其文，蓋與爾后班固（漢書作者）之襲父彪作者同。”
綜上，司馬談確立了《史記》的文體，并撰寫了一部分篇章，之后司馬遷在此基礎上續寫，可見司馬談才是《史記》的第一作者，司馬遷屬于續寫者，只不過續寫的內容更為龐大，已經超出了原作計劃的范疇。
參考資料：《史記》、《司馬談作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