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原名沈岳煥，1902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西部的鳳凰縣，他在兄妹九個里排第四，在男孩里排第二。鳳凰在民國以前稱為鎮筸，是清政府在少數民族區設立的駐防單位，曾經出過很多著名將領。沈從文也生在一個軍人世家，他的祖父出身自曾國藩湘軍，做過貴州提督，他的父親參加過大沽口抗擊八國聯軍戰斗，組織過刺殺袁世凱的行動。讀書識字的母親，給了沈從文主要的早期教育。

鳳凰故居

沈從文在家鄉鳳凰縣生活了十五年。鳳凰這個地方，對沈從文的寫作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早期生命體驗奠定了一個人的經驗和情感模式，怎么高估都不過分。鳳凰為沈從文提供了密度特別大、但也可以說特別不正常的經驗。那里的自然風光美麗幽靜，生活著多個民族，沈從文的母親是土家族人，祖母是苗族人。那里的文化也多種多樣，有近兩百年的綠營兵制度。軍事習慣和多民族世俗生活交織滲透，平常的鳳凰是平和安詳的，偶爾會出現原始的暴力沖突。而沈從文生長在清末的亂世，從小目睹的是血腥多變的動蕩和屠殺。他在幼年時就看慣了殺人，上學放學路上，隨處可見尸體，用他自己的話說，所“走過的每一寸土地，腳下都是血”。在回憶錄里，他寫過“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挑了兩個人頭，這人頭便是他的父親和叔伯”這樣凄慘恐怖的場面。

在美麗的自然和淳樸的人情里，沈從文發展出特別敏感的感官能力和超人的記憶力、想象力；而鄉民的蒙昧、軍閥的殘酷，又讓他生出了沉痛感和悲憫情懷。這種對抗性的記憶來得太早太強烈，在寫作中，他總是在潛意識里回避這樣的心理創傷。他會用許多東西，比如美麗的女性形象、質樸的家鄉風俗，來抵擋真實世界的殘酷。這成為了沈從文小說里的重要基調。

因為家境敗落，沈從文高小沒畢業就參軍做了負責抄寫的文書員，從此過上了漂泊生活，很少連續幾晚睡在同一張床上。一路上，他見識到了更復雜的風土人情，也目睹到更多的暴力兇殺，在一年里，他親眼看到了七百多次處決。這支部隊的結局也很慘，在一次突襲里全軍覆沒，沈從文認識的人全部被殺，他是因為留守總部才逃過了一劫。

1933年湘西

十九歲這年，沈從文做了一個重大決定，就是到北京去讀書，他說“知識和權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決心“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他之前受的教育，除了學校里的一點兒，就是跟隨舅父學過古詩古文，在軍隊里看了很多古籍和一些新雜志，再有就是他的書法在當地很有名氣。離鄉前，他把名字從沈岳煥改成了沈從文。

那時當北漂，一點兒都不比現在容易。沈從文去北京投奔他的大姐，發現大姐夫大學畢業好幾年都找不到工作，正要回湘西老家去。一開始，他在燕京大學旁聽，但根本沒法通過入學考試。在和文學青年的交往里，他產生了寫作欲望。想要寫小說，他不僅要學新式標點，還要從頭學白話文。在四處投稿失敗后，沈從文的生活變得極度困窘，用他的話說，就是每天要想盡辦法，才能“找些東西來消化消化”。這時候，年輕的沈從文引起了著名作家郁達夫的注意，又得到了徐志摩等名家的幫助。

1926年，在來北京的第五年，沈從文出版了第一本書，收錄了他此前的小說、散文和劇本。1928年，他去了上海，和左翼作家胡也頻、丁玲夫婦一起編輯文學刊物，自辦出版社。三個沒有財商的文藝青年創業，當然失敗得特別快、特別慘。不過，在這一年，沈從文發表了70多篇作品，出版了近20種單行本。其中的短篇小說《柏子》，被公認為是他寫作成熟的標志。這篇小說寫的是在湘西的河上，有個叫柏子的水手，與沿岸一個妓女兩情相悅，但只能一個月歡會一次。沈從文用既細膩又奔放的筆法，寫出了他們單純短暫的快樂和生活漫長的艱辛。這是他最熟悉、也最熱愛的生命。

在上海時，沈從文帶著自己的母親和妹妹生活，由于出版社倒閉欠債，他的經濟又變得難以支撐了。1929年8月，中國公學校長胡適破格聘請沈從文任國文系講師，主講新文學研究和小說寫作。這一年，沈從文二十六歲。根據胡適的回憶，沈從文是全校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但對沈從文來說，教書的原因是寫作沒法支撐生活。在學生里，有他日后的妻子張兆和。沈從文和張兆和的愛情是流傳至今的民國佳話，他們的兩地書信也成了文學經典，我就不具體介紹了，但是，后面的話題里我要補充一點：這對傳說里的神仙眷侶，婚后感情并不平坦，其中的波折和糾葛，也影響到了沈從文的寫作。

抗戰爆發前，沈從文先后在武漢、上海、青島、北平等大城市間奔波。在武漢大學任教時，他痛苦地發現，住處不遠就是刑場，許多死囚都是十八九歲的男女學生。他當初離開湘西，就是為了擺脫這樣的殘酷場面，然而此時的中國，到處都是恐怖氣氛，他的朋友張采真在武漢被國民黨殺害，胡也頻死于上海的“二七慘案”。

1932年，沈從文出版了《從文自傳》，講述他二十歲到北京之前的經歷，以及在湘西的種種見聞。雖然篇幅短，但這本書是20世紀最杰出的文學傳記之一。它還有一個重要意義，是揭示了沈從文產生自我意識、形成個人追求的過程。從此，沈從文的個人風格全面確立起來了，他當時自豪地說，“我的工作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將會傳播得很久很遠。”這一點，他做到了。

這個時候，張兆和終于接受了沈從文的愛情，他們于1933年訂婚，一起前往青島生活。在青島，沈從文寫出了他的代表作《邊城》。這篇小說的主線，是湘西小城里一個撐渡船的女孩翠翠和船總家兩兄弟的愛情故事。沈從文以鄉間的正直淳樸，反襯出城市文明的墮落侵蝕。《邊城》是沈從文最飽滿、最流暢的語言狀態，在此之前，他的文風缺乏節制，后期則變得有些晦澀。

1934年，沈從文返回了一次家鄉。一路上，他親眼見到湖南經過戰亂后的巨變，一切已經物是人非。當時的中國農村，連中小地主階層都普遍破產了。沈從文意識到，《邊城》的浪漫唯美，不能應對正在發生的深刻劇變，用他的話說，這是一次“徹悟”。他根據這次見聞，完成了《湘行散記》，并開始醞釀長篇小說《長河》。同時期，還發表了大量的政論類文章。

1937年北平淪陷，沈從文和北京的一批高校教師撤離南遷，1938年到達昆明，任教于西南聯大，張兆和也帶著兩個孩子繞道香港到達昆明。在抗戰時的昆明，這些名教授們生活都很貧困，但也共同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一個非常輝煌的時代。

抗戰勝利后，沈從文選擇到北大任教，在寫作的同時，還擔任副刊編輯工作。在1947年，他發表了最后的兩篇小說，從此，由于歷史和局勢原因，他很難再繼續文學創作了。

沈從文就是那種既擁有絕世天才，又肯付出超常努力的人。他有特別強大的創作能量，從步入文壇起，沈從文就保持了旺盛的創作沖動，嘗試過各種文學樣式，是民國時期最多產的作家，他平均每年都發表幾十篇小說，《沈從文全集》有上千萬字。放在西方藝術家身上，在這樣動蕩貧困的生活里保持如此高的創作密度，會被形容成是野獸一樣的體力和生命力，但是沈從文不僅身體差，寫作速度也不快，而且還總是反復修改，不足七萬字的《邊城》，他整整寫了半年，保持產能的辦法，只有夜以繼日地連續工作。沈從文常流鼻血，流起來就止不住，有時候會一直流到暈倒，趴在沾著鼻血的手稿里，直到第二天才被人發現。

湘西人有種做事情必須要做出名堂的狠勁，這在當地稱作“霸蠻”，沈從文則說自己是“耐煩”，就是能忍耐各種煩惱。他一再對學生說，不要相信任何天才的說法，“這個世界上只有忍耐”，能夠耐心地完成一份工作的人并不多。他評價自己的小說成就，也只是覺得比別人要認真，所以才會寫得好一些。沈從文小說中細膩精準的效果，確實需要反復打磨。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沈從文給人的印象是溫和靦腆，說話聲音很輕，總是在微笑，但他的性格又特別堅毅倔強，按照巴金的話說，是沒有任何人能強迫他做事。改行以后，他的生命能量也沒有停歇，做了大量沒人愿意搞的瑣碎工作，寫出了有學術奠基意義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成為了一個領域內的文物專家。他說，開辟新工作是極有意義的，精力旺盛是條件之一，更重要的是學習的勇氣。沈從文的文學事業，是由強烈的生命能量和堅強的自我意識支撐起來的，他的生命追求就是必須把人生投入到具體事業中去。

在情感上，沈從文對中國民眾和中國文化傾注得最多，從另一面來說，也就一直沒有形成超越世俗的深刻思想。沈從文是新文化運動里第一個描寫普通人生活的作家。當時，其他代表性的作家對于民眾的刻畫，大多采用知識分子視角和批判思維，最杰出的就是《阿Q正傳》了。

《阿Q正傳》

這也不能說就是優越感，在民族危亡之際，知識分子普遍覺得自己應該肩負起引領者和啟蒙者的責任。沈從文卻將情感和立場完全放在社會底層，他說，“我對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我從不隱諱這點感情。” 他覺得，普通中國人一直在莊嚴地承擔命運，卻始終被排除在歷史書寫之外，文化人沒有資格可憐他們，民眾精神才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東西。他甚至責備讀者說：“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后來選擇研究雜項類文物，也是認為這些不起眼的古董里凝聚著過去人民的智慧和審美。在講解文物時，他充滿了民族自豪感，在說到具體細節，比如刺繡用的金線是盲人憑手感從金箔上切下來的，總是讓人非常感動。

湘西

沈從文的文學世界因為感動而顯得有些脆弱，但并不是架空的。在1938年隨大學南遷時，他途經家鄉湘西，走訪了湘西政界首腦，規勸他們終止內斗，共同抗日，安置好轉移過來的機關和難民。他的活動對當地局勢起到了積極作用。沈從文還嘗試從地方和國家關系的角度，改變寫作角度。但是，他的文學創作也一直處于這樣的局限：他所憑借的，是自己對生命情感的體悟，而他所追問的，則是一個民族的未來、一種文化的出路，這樣的問題需要更深刻的思考才能解答。我們剛說過，他自幼看慣了殺戮，深切地體會到底層民眾的悲慘，這使他經常用抒情代替思考，用立場取代批判，有時則是在世俗的佛家道家思想里尋求簡易的解脫。比如，他認為中國民眾對不幸的容忍態度，有一種同自然相融合的、從容的道理，贊美他們簡直比哲學家知道得更多。好在這只是小說的表達，絕圣棄智的觀念沒有實際的操作方案，無助于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

此外，我們還要說一下他的個人生活。藝術家的創作來自他的個人情感體驗，沈從文尤其如此，這是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張兆和在婚姻中為沈從文提供了全面支持，尤其在后半生，家庭對沈從文的保護太重要了。但張兆和又說，她在晚年整理沈從文文稿時，才發現自己對他并不完全理解。如果你對夫妻生活有經驗，就知道這話并沒什么奇怪的。張兆和這樣說，正是因為最后真正理解了她的丈夫。

沈從文與張兆和

但是，他們也同樣經歷過那種感情糾葛。婚后不久，沈從文就愛上了一個年輕女作家。他自認為是美的忠實追求者，在愛慕某個人時就應該向所有人坦白，他稱這為“橫溢的情感”。這段感情經歷在沈從文的創作中留下了很多痕跡。他有一篇飽受爭議的小說叫《看虹錄》，講一個作家和情人的幽會，采用的是心理分析寫法，還有很多情愛場面描寫，就是在從側面敘述這段情感經歷。在婚外戀終止后，他又寫了《主婦》等短篇小說，紀念和感謝張兆和對婚姻的挽救。沈從文承認過，寫作《邊城》的動機也與這段感情曲折有關。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先擱置八卦愛好和道德評價，主要觀察作家如何將情感體驗投射到作品上，獲得一個閱讀小說的新角度。

沈從文的前半生處于不斷的地理位移，而且逐漸從文化圈的邊緣進入到了核心位置，他身兼大作家、知名教授和文學刊物編輯的身份，同時身處文學圈、教育界和傳媒界，如果我們第三次從頭翻一遍這本書，從他的經歷里還能看出民國文化界的發展變化來。

西南聯大抗戰

西南聯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傳奇，它在最危急的時期、最艱苦的條件下培養出了最多的人才，一般的總結是：這是由于西南聯大學風非常自由，沒有學歷的沈從文能被聘為教授，教師們可以自主教學和考試，不拘一格地教育和評價學生。這兩點都有道理，但從沈從文的經歷看又都不全面。

咱們就先來說說，到底該怎么看待西南聯大的自由學風。今天的人容易神化民國的學術學風，其實民國學術一樣有許多局限性，派系山頭和潛規則并不少。20世紀20年代，北大曾經在兩年多里只出了五種著作和一種譯著，被稱為“學術大破產”，新文化運動也淪為了所謂“新名詞運動”。胡適決定聘用沈從文，并不是欣賞他的小說，而是為了破除這種學風。在民國初年，高校聘任教授確實比較隨意，這倒不是自由，而是規則沒有建立起來，到30年代，已經逐漸有了門檻。當時，胡適聘用沈從文是有很大壓力的，但他覺得，當時的中文系教育太偏重考古了，未來必須要同時兼顧歷史、欣賞與批評和創作這三個方向，而創作類的教育，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沈從文這樣的作家能勝任。

沈從文

沈從文的教學方法也是無法模仿的，他開寫作課，每一講自己都要先寫一篇范文，再在學生的作品上進行長篇批點，經常寫得比學生還長，凡是發現有好的學生作品，都會全力向報刊推薦。他的學生、作家汪曾祺說，沈從文一輩子給學生搭的郵費都是一筆可觀數字。

沈從文在學術界的自卑心理一直沒有消除，很多教師和學生都不掩飾對他學歷的輕視。當年在西南聯大有個無法考證的段子，說教授劉文典在一次躲避空襲警報時，一邊跑還一邊挖苦沈從文：“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干嘛跑啊！”這件事被如此傳播，就是因為有一條學術鄙視鏈的存在。沈從文在聯大應聘時，即使已經名滿天下，又有在高校成功任教的履歷，還有清華、聯大兩位中文系主任的極力推薦，也只能由聯大下屬的師范學院下聘書，在五年后才晉升教授。

西南聯大

但最值得我們尊重的，恰恰是這種不隨便破格的規則。正是由于學術界充滿了派系和利益紛爭，在權力腐蝕下極易腐敗，才特別需要不能輕易突破的剛性制度。學術首先要規范，然后才能推行有遠見的彈性和自主。聯大精神的可貴之處，不是徹底自由，而是在二者之間取得了平衡，達到了最好的效果。畢竟沈從文只有一個，他那種自由的、貼近學生的教學方法也是很難復制的。

最后，我們再看看民國文化界那些不斷升級的矛盾。沈從文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也不大關心政治，總在無意間身陷學術界的糾紛，而這些爭斗的性質是在逐漸變化的，他似乎一直沒有領悟到背后的真實邏輯。

沈從文和魯迅代表了中國短篇小說的兩個高峰，但他們之間沒有私下交往，只有一場誤會。在沈從文剛開始文學創作時，丁玲曾給魯迅寫過一封求助信，但有人認錯了筆跡，告訴魯迅這是一個叫沈從文的男人寫的，魯迅為此極為生氣，認為他被愚弄了。沈從文性格倔強，也不愿意解釋，兩個人后來雖然都對彼此做出過很高評價，但不再有私人接觸。這些事情只是個人恩怨，也不構成具體傷害，但后來的矛盾，就擴散到整個學術圈了。

魯迅雕塑

1933年，沈從文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上海的一些作家通過取巧獲取成功，沒想到，這引起了文學史上著名的京派海派之爭。很快，討論范圍就超出了文學創作，參戰的人也越來越多，擴大到學術界整體。朱自清說，京派是為學術而學術，海派則是為名利而創作。魯迅干脆說，海派是商的幫忙，而京派不過是官的幫閑。沈從文根本不懂得，雙方的分歧早已種下多年了，只是在尋找一個開戰的機會。此后，沈從文的朋友們多次告誡他：多寫小說，少寫雜文，不要議論時事。

沈從文在學術上不屬于任何一派，雖然熱愛民眾，但不愿意寫政治功能明確的斗爭題材，到了文學界分裂成左右兩個陣營以后，任何一邊都不喜歡他，都對他進行批評。當老朋友丁玲指責他與人民脫節時，他還認為這是風格和個性的問題，是由于他“能承受生活的壓力，沒有那么大的反抗性”，“不習慣受人管束，也不會管束別人”。當指責聲越來越大，比如說他的《邊城》居然把地主寫得那樣善良豪爽，“掏空了階級屬性”時，他不客氣地回答：“你們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很容易辦，可是我存心放棄你們。”他沒有意識到，此時所討論的已經不是文學了。

沈從文曾經刺痛過郭沫若，一次是評價郭沫若文字不含蓄，不會寫小說；一次是說在進步作家中，巴金和茅盾在辛苦的工作，郭沫若只是在走莫斯科的上層路線。我們不能斷定，這和郭沫若1948年3月發表的《斥反動文藝》有沒有因果關系，但那篇文章決定了沈從文一生的命運。郭沫若寫道，沈從文的小說是“文字上的春宮，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活動”。這個時候，文藝批評已經成為了政治定性，將導向現實中的打擊。后來，在沈從文陷入精神危機時，北大學生又把這篇文章抄寫到墻報上，造成了他的神志失常和自殺未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過程，是文化不斷被政治所干預、所吸收的過程，也開啟了下一個時代的文化局面。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大師，他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第一，他出生于偏遠的湘西小城，少年時經歷了斑斕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異常殘酷的殺戮。他以小學文化闖蕩中國文壇，不僅成為最高產、最受歡迎的小說家，還成為西南聯大教授，教出了一批優秀的人才。第二，支撐沈從文寫作的，是他自稱為“耐煩”的強大意志力和必須有所作為的生命追求。他熱愛中國民眾和中國文化，崇拜美與質樸的情感，但不善于進行深刻的、批判性的思考。第三，在沈從文身上，我們還能看到民國教育界、文化界的變化：民國學風不僅有局限，也有壁壘，沈從文的破格，始終是、也應該是一種例外。同時，文化界的紛爭，逐漸從個人糾紛變為派系之爭，最后徹底進入政治話語體系。

湘西老照片

文學史和其他歷史一樣，會在長時間停滯后，像江河的激流一樣，突然開始快速地發展，體現到個人身上，就是在一個時期里連續遭遇重大的命運轉折。沈從文的次子沈虎雛回憶，在1948年夏天，他問過父親：有人說你是中國的托爾斯泰，我看你比不上他。沈從文認真地回答說：沒錯，我確實比不上，許多事情耽擱了我，我以后要好好趕一趕。歷史沒有給沈從文這個機會，但是，他已經用一生努力過了。我們的時代機會比沈從文要好，那1%的天才，我們和他比不了，而99%的努力和頑強執著的“耐煩”精神，我們能不能也趕一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