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社高中課本文言文《鴻門宴》,出自司馬遷的《史記》。《史記》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先河,是一部劃時代的歷史巨著。
魯迅稱贊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句高度概括《史記》藝術價值的話,學生只約略知道它既是史學著作,又是文學著作,并不懂得它的深刻含義。
考慮到學生高中階段還將學習《史記》中的《廉頗藺相如列傳》《屈原列傳》等作品,所以有必要向學生詳細介紹。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謂為“史家之絕唱”,含義深廣。我們知道,先秦三大歷史著作是《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
《左傳》是我國第一部敘事完備的編年史,記事上至魯隱公元年,下到魯?shù)抗?/span>14年,計269年間各諸侯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等重大事件。
《國語》是最早的國別體史書,分別記載了周王朝及諸侯國之史實。
《戰(zhàn)國策》既是國別體史書,又是縱橫家之言,記載了繼《春秋》以后,到楚漢245年間之事。
而司馬遷的《史記》,記載了上起黃帝,下到漢武帝,時間長達三千年。它將各國諸侯片段歷史擴大為整個中國的歷史,是集先秦及漢初之大成的歷史著作。其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內容之豐富,都是前所未有的。
它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通史體例,改變了分割局面,順應了歷史的需要,建立了歷史統(tǒng)一的觀點,給后世史家樹立了法則。
宋代鄭憔在《通史總序》中說:“《史記》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異其法。”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但魯迅謂為“絕唱”,主要還因楊雄《法言.重黎》所稱的“實錄”,即記載歷史人物,特別是帝王將相“不虛美,不隱惡”。
司馬遷雖然生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武帝時代,但他仍然繼承了先秦的學風和文風。他充分肯定了陳勝、吳廣起義的進步作用,揭露了一些暴君、酷吏的罪惡;他還敢于評論當代,針砭時弊,甚至批評當朝天子。
像這樣的寫法,是前代所未有、后代亦罕見的“實錄”文字。“實錄”等于謗書,此后“實錄”就難得,因此《史記》就成為“絕唱”了。

端午文化節(jié)
“無韻之《離騷》”,是說《史記》繼承了《離騷》的傳統(tǒng)。《離騷》是中國文學史上光焰萬丈、映照千古的杰作。
司馬遷有一段精辟的剖析:“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大約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寫作《史記》,他懷著極大的熱情投入這項工作。
正當他專心著述的時候,卻因“李陵之禍”遭受了給人極大侮辱和摧殘的腐刑。
他忍辱負重,隱忍茍活下來,于是像屈原那樣發(fā)憤著書,并在《史記》的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
在《屈原列傳》中,他對屈原的怨憤特別加以肯定,認為“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不能無怨,牢騷不平,乃理所當然”。
在《伯夷列傳》中,他借敘述伯夷、叔齊的遭遇,抒發(fā)了自己對于人世間是非顛倒的不平和憤慨。
所不同者,《離騷》是直抒胸臆,而《史記》寄托筆下的人物,他的筆端常是飽含著悲憤的情感;尤其對于布衣、閭巷之人、巖穴之士以及才高被抑、無可申辯者,都寫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
劉熙載《藝概.文概》說:“學《離騷》得其法者為太史公。”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其實,司馬遷的《史記》之所以近于《離騷》,并非得之于學,而是因為他的感憤同屈原一致,而且比屈原還要深廣。
他生于漢末,比屈原看到更多的歷史上的不公,人世間的不平,于是發(fā)而為文,自然不勝其憤。
這雖然不能算是自身遭遇的《離騷》,但也可以看著是感同身受的《離騷》,只是無韻文罷了。
總之,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一是因為它用了前代所未有、后代亦罕見的“實錄”文字,二是寄托筆下的人物常含有悲憤的感情,可以看成感同身受的《離騷》。
簡單地理解為既是史學著作,又是文學著作,是十分膚淺的。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