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精神抑郁癥的表現（兒童因為長期精神壓抑）
孩子焦慮抑郁怎么辦？當父母的最害怕是孩子焦慮抑郁癥，擔心孩子因為抑郁導致人身安全出現問題，甚至有生命危險，所以父母會想盡一切辦法滿足，讓孩子開心，這就會造成溺愛與放縱；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老師講解如何幫孩子改善抑郁6個步驟，聯系我們獲取指導方案。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兒科主任何凡的門診，半天就有40多名病人前來就診，其中三分之二都與抑郁焦慮有關。在她所在的醫院兒科住院部，有抑郁和焦慮障礙的孩子占了超過一半的床位，他們基本是重度患者，大多數有自傷自殺傾向，住院治療是為確保安全。
尚未定型的青少年，心理問題比成人更難以琢磨。大多數情況下，抑郁和焦慮交織著，根據不同的因素，又可能共患其他問題。今年10月公布的首次“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在73992名被調查的17歲以下的兒童與少年中，有3.2％的人被確診抑郁障礙，4.8％的人被確診焦慮障礙，患病率是精神分裂癥和孤獨癥的幾十倍。根據2019年的數據，中國全部人群抑郁癥的患病率為2.1％，焦慮障礙的患病率為4.98％。
除去這些確診者，擁有消極情緒的青少年范圍可能更廣，一些量表調查顯示，2020年，中國青少年抑郁檢出率達24.6％，而鄉村兒童的抑郁檢出率為 25.2％。
當孩子從學校掉隊，甚至想放棄生命時，越來越多家長意識到孩子可能是生病了，而不是“矯情”。當孩子被確診后，總希望醫生解答“為什么”。面對這些急切的詢問，何凡很難給出簡單又確定的答案。她向《中國新聞周刊》承認，在青少年的諸多心理問題中，抑郁和焦慮受社會文化環境因素影響更大，但并不能簡單歸因于某個因素。“抑郁癥是時代病，我們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組成的生態系統出了問題”。
不易識別的兒童抑郁癥
何凡說，過去，因抑郁焦慮而來求診的孩子沒有那么多。就在五年前，他們醫院兒科病房住的也還主要是患有精神分裂、智力發展障礙等問題“更嚴重”的孩子。由于缺乏歷史流調數據對比，無法確定少年兒童的抑郁焦慮患病率是否在升高，但可以確定的是，越來越多的家長帶著孩子來看抑郁。
與成人相比，兒童和青少年的精神障礙在行為上體現的更加“非典型”，也更難被發現和診斷。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醫生林紅介紹，根據美國精神病學會制定的《精神疾病的診斷和統計手冊》，在兒童和青少年中診斷重性抑郁障礙（MDD），需要至少兩周持續的情緒變化，具體表現為悲傷或易怒，缺乏興趣或快感缺失，這些癥狀需要給患者帶來功能上明確的改變。“其中兒童和青少年可能比成年人表現出更多的焦慮和憤怒，更少的植物性神經癥狀，以及更少的絕望言語”。
林紅指出，在上述手冊中，還提到了持續性抑郁障礙，包括慢性重度抑郁障礙和惡劣心境（DD）。這是一種慢性疾病，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里，患者以抑郁和/或易怒情緒為特征，并伴隨著食欲不佳、睡眠問題、精力不足、自尊低下、注意力不集中和無望感等癥狀，持續至少一年。
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障礙團隊領銜專家、教授鄭毅說，對成人來說的怪異現象，如自語自笑，對正處于生長發育期的學前兒童可能就是正常的，因此診斷兒童精神疾病更加困難。以抑郁癥為例，鄭毅說，成人患抑郁癥候的典型表現為“三低”，分別是情緒低落、思維遲緩和活動減少，伴隨著食欲下降和睡眠障礙，而對兒童來說，可能就只是表現為“煩”。
“兒童就是以煩、以行為異常為主，少有唉聲嘆氣和流淚的表現。”鄭毅指出，兒童患抑郁癥后很少會哭泣或表達消極想法，反而時常表現出易激惹、發脾氣、離家出走、學習成績下降和拒絕上學。但麻煩的是，“兒童死的念頭很突然，沖動間就出問題了”。
兒童在12歲左右會進入青春期，直至18歲成年。這期間抑郁也以更高頻率出現。在今年10月公布的“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在73992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少年中，12~16歲所患精神疾病的概率，顯著高于6~11歲。其中，焦慮癥的患病率在8至11歲間較高，年齡超過12歲后，注意力缺陷、破壞性障礙和抽動障礙的患病率會顯著下降，但抑郁癥和藥物使用障礙的患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
2006年的一項國際分析研究表明，13歲以下兒童抑郁障礙的患病率為2.8％，13~18歲青少年為5.6％。其中，重性抑郁障礙在兒童中的患病率約為2％，在青少年中的患病率為4％~8％。總體來看，13歲以上青少年抑郁障礙患病率為13歲以下兒童的兩倍。
孩子的突然長大，總是令家長措手不及，也會對可能的病情存在誤解。在何凡的診室里，一個黑瘦的中年男子獨自坐火車趕到北京，傾訴最令他苦惱的孩子“網癮”。幾天前，因為被沒收了手機，上初三的兒子沖動地打人，把自己鎖在房間，摔完東西后吃了一整瓶藥自殺。
在這位憔悴父親的意識里，孩子可能病了，但仍有“胡鬧”的成分。他特意向何凡提起，孩子被送去洗胃后，血液里的藥物濃度并不高，他認為孩子沒有吃完整瓶的藥，不是真的想自殺。“孩子馬上中考了。”他心存僥幸，稱自己打算請班主任好好勸勸孩子，爭取讓孩子參加半個月后的英語聽力考試。他還問何凡，有沒有藥能治孩子的“網癮”。對方告訴他，沉迷網絡只是現象，孩子其實是情緒出了問題，喜歡玩手機是因為覺得和人交流沒意思，她認為孩子已經有生命危險了，建議孩子休學住院。
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一些家長會忽視孩子真實的想法，沒有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感受。圖/視覺中國
這位父親不斷問“孩子為什么會這樣？‘心結’在哪里？”何凡提高了聲音回答：“問題就是孩子抑郁了，你要意識到這是個病，原因很復雜。”她強調說，“骨折也要治療，不會努力一下就長好的。”
許多青少年患者身上抑郁與焦慮共存。何凡說，焦慮體現為對上學和成績的擔憂，抑郁則是心情低落。“焦慮抑郁就像兩個孿生姐妹，長得很像，又成對出現。一個人抑郁的時候，必然會有焦慮的情緒，而焦慮得不到緩解，必定會越來越抑郁。
家長對孩子身上的負面情緒往往發現較晚。何凡說，當孩子剛出現抑郁和焦慮時，由于沒有影響學習等主要社會功能，容易被家長忽略。“只是認為孩子變得不聽話”，而當孩子已經無法正常上學，說明病情影響了認知水平，社會功能受損，這時再來就診，已經為時已晚。“對青少年來說，當惡劣心境持續一年，就有可能發展為病變，在社會功能受影響之前，孩子可能有長達半年或幾年的時間，處于焦慮抑郁、或者惡劣心境的狀態”。
青春期孩子的大腦
一個女中學生低著頭，把腰弓進椅子里。初冬的天氣就像她的心境，冷風凜冽，寒潮降臨。她掀起袖子，新新舊舊的劃痕像蛛網一樣爬滿手腕，站在一旁的家長臉上也寫滿了愁苦。
何凡每周有三個半天門診，這樣的女孩她每次都要見到幾個。她們因無法控制抑郁或焦慮的情緒而自傷，這是自殺的高危因素。兒童在12歲左右將邁入青春期。這是邁向成人社會的第一步，學業壓力陡升，人際關系開始復雜，外表也逐漸成熟，心理問題更加突出。研究表明，青春期的孩子罹患抑郁障礙的比例翻倍，女孩患病比男孩多一倍。
有研究顯示，不論在成人還是青少年中，女性患抑郁癥占多數，患病男女比例均在1：2左右。造成性別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女性的認知脆弱性，特別是女性更傾向于通過沉思和消極推理方式對負面事件作出反應。而在一般問題上，女性似乎比男性具有更消極的認知取向，當面臨問題或不良結果時，女孩對自己負面推斷更多。這或許與在傳統文化對女孩的刻板印象下，父母不同的養育方式有關。
美國于1999~2016年開展的一項研究指出，女孩嘗試自殺的次數更多，但死于自殺的男孩卻更多，原因在于，男孩通常會選擇不可挽回的自殺方法。有分析指出，女性更在意別人對自身的評價。尤其在社交媒體時代，互聯網充斥了碎片化的評價性話語，女性更容易深陷其中，并受到負面影響。
14歲的少女小璐（化名）患有重度抑郁焦慮障礙，但不是因為沉迷網絡。她自認為受到了來自老師的言語傷害。“老師經常對每個學生作出很多的評價和定義，還把我們互相對比。”小璐覺得，這些定義“有時候甚至是輕率的”。她試圖反駁老師，但發現老師不僅不聽解釋，還會對她進行“人格上的貶低”。而老師批評的原因，是她成績的下滑。她渴望老師的表揚，但即使她某次考得好，老師也沒有表揚，“讓我覺得我永遠不夠好”。
小璐媽解釋說，從2021年起，北京實施新中考，將共計十個科目計入中考評判標準。小璐在初中的課間休息只有5分鐘，每個課時都被擠占得滿滿當當。“分數是老師的業績，老師們也被裹挾其中”。
青春期孩子的抑郁癥患病率為何顯著上升？2009年的一份國際研究表明，可能原因包括對社會地位的重視程度增加，成年人的監督與支持減少，與父母的沖突增加，睡眠不足，以及藥物使用等冒險行為的增加。而2011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在青春期孩子的大腦中，前額葉皮質尚未成熟是一個原因。
2012年8月底，福建福州火車站，一些在暑期趕往城里與父母相聚的兒童，在新學年開學前，如“小候鳥”般紛紛返回老家上學。圖/視覺中國
腦部的前額葉皮質負責決策和自控，在處理復雜決定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對涉及權衡短期目標及其長期影響的決定尤為關鍵。林紅指出，世界衛生組織曾提到，青少年不同于其他人群，是人生發展的一個關鍵階段，青少年時期的健康將影響整個生命周期。“青少年追求回報的大腦部分的發育，早于負責規劃和情感控制的部分。青少年的大腦還具有出色的變化和適應能力，這意味著他們的實驗探索和冒險行為，更多與大腦本身的發育有關，而不是病理性的”。
林紅說，這也意味著，青春期孩子難以對未來有長遠規劃，“干了就得你說我好，想要就得馬上能得到。”她說，青少年很多行為顯得不切實際，同時他們也容易因情緒波動，沖動行事，做出風險行為，如果遇到刺激，可能沖動之下釀成負面后果，這個時候，家長和老師的鼓勵就變得很重要。“青春期的孩子看起來像大人，家長認為長大了，不需要保護了，他們自己也認為自己長大了，但實際上并沒有真的長大”。
鄭毅指出，青春期問題一直受科學界關注，普遍的觀點是，青春期會成為心理問題的放大鏡。“如果孩子原本就有焦慮或對立違抗的問題，到了自我意識更強的青春期，這些問題會更突出、會進一步發展”。
根據多年的臨床經驗，鄭毅認為，如果孩子的生理成熟、心理成熟和能力相匹配，就能順利度過青春期，如果不匹配，就可能出問題。他指出，在如今這個物質富足、信息發達的年代，家長給孩子提供優渥的物質環境，卻容易忽視他們的心理發展。“有的小孩獨立上幼兒園都難，還有的到了十幾歲，長得人高馬大了，還必須和媽媽一起睡，等到這樣的孩子在青春期時，沒有足夠獨立的能力，就可能心理會出問題”。
內心的壓力有時會外化為身體的傷痕。在何凡11月底的那個半天出診中，青春期女孩都有抑郁和焦慮，其中有四個女孩的手腕布滿劃痕，其中最小的10歲。一項涵蓋美國66家醫院的調查顯示，從2010年開始，女生的自殘率逐年上升，而2015年自殘女生的數量是2009年的三倍。
在臨床診斷中，這種行為被稱為“非自殺性自傷”，自傷帶來的沖擊性感受能夠釋放壓力。在安定醫院兒科住院部，對有強烈自傷意愿的孩子，護士會在他們手腕處綁上猴皮筋，用皮筋彈皮膚的痛感代替割腕。
何凡接診的一名10歲女孩在意媽媽對弟弟的偏心，學校的環境也讓她不自在。何凡提醒家長，孩子病得重，一定要取得老師的理解與支持。“這個時候可能（老師）稍微對她有一點微詞，她可能就被壓倒了。”服藥一陣后，小女孩開朗了些，但仍在找機會傷害自己。父母便將家里所有尖銳的物品都收了起來，但到了學校，她借同學的美工刀劃手腕，老師發現后，把孩子退回家。因為退學，小女孩又被自罪自責的情緒包圍，“小孩子有時候不一定真想死，但可能會沖動地做出都沒有辦法承受的一個結果。”何凡提醒。
從腦影像學上來看，抑郁障礙患者的大腦沒什么特別之處。不過一些研究顯示，在抑郁障礙患者的大腦里，負責傳輸信號的神經遞質發生了細微的異常，這些異常不止體現在神經遞質濃度，也體現在相關神經通路和結構上。目前，一些抗抑郁藥的藥理學作用，在于恢復這些系統的正常調節。
更復雜的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他們的抑郁與躁狂交替發作，有低有高。如果沒有豐富的經驗和長期觀察，很容易將正處于低落期的患者誤診為抑郁癥。何凡指出，抑郁障礙與雙相情感障礙是兩種不同的疾病，不會互相轉化，“是兩條路”。但如果貿然對雙相障礙患者使用抗抑郁藥，可能引發嚴重的后果。
雙相障礙患者在低落時，也是自傷的高危人群。“期中考試完了對答案的時候，我連遺書都寫好了。”用長劉海和黑框眼鏡把臉遮起來的小女孩低聲說，因為回校參加考試，她的情緒波動很大，在一天之內，情緒的高漲和低落能循環四五次。“數理化全不會。”她的母親失望地說。而眼鏡女孩也充滿自責，她說自己腦袋里有兩個小人，一個人總是責罵另一個不夠努力，不該打游戲看動畫。
何凡告訴這位家長，女孩正在生病，抗挫折能力“幾乎沒有”，家長應該理解孩子，不能責怪她不夠堅強。“你越這么說，她會越覺得家長不理解她，這種消極的想法也會越來越強烈”。
時代病
小璐的個頭已經超過了母親，滿腦子都是自己的主見，但她不敢把心里話告訴母親，怕遭到責怪。學校里的事已經讓她筋疲力盡，而她在家里也無法放松。“我媽對作業質量的要求很高，還給我布置額外的作業，比如背古詩背單詞刷題之類的，這才是讓我崩潰的原因。”她說。45歲的小璐媽坐在旁邊，流起了眼淚。她承認，自己對孩子管教太多，沒能傾聽孩子的聲音，“造成的現在這種結果，我要占2/3以上的責任。”
“女兒從小就是小乖乖的樣子。”她說，過去她是習慣性地推著孩子往前走，認為壓力能讓孩子變好，但直到小璐生了病，她才發現，這是一種自私的想法。“我是把壓力和期待放在孩子的身上，讓她幫我忙去實現，都是為了讓我自己心里舒服。”
如今，小璐媽不得不停下來往前推的“慣性”，好好思考“為什么要養孩子”這個基本問題。她說，現在孩子的生活條件已經遠遠超過了她小時候，但自己還是“想要更好”。她將原因歸結為自己“想要更好”，以及要面子與攀比心理。此外，獨生子女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家里有好幾個孩子，那總會東邊不亮西邊亮，現在只有一個，損失不起，只能精耕細作。”她說。
“整個社會都處于一種育兒焦慮中，家長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落下。”北京回龍觀醫院下屬的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副主任梁紅說，在她接診過程中，許多時候都要幫忙調整家長的心態。“比如家長都想讓孩子乖，不要違背大人的意愿，但都忽略了要放低姿態，去溝通和引導孩子。”
對于一些精神疾病患兒，護士發了藥之后需要監督患者把藥吞下并檢查口腔后才能離開。圖/視覺中國
但梁紅也認為，沒必要把過多的責任推到家長身上。某種程度上，家長也是這種社會文化的受害者。“社會發展這么快，在希冀階層躍遷與擔心跌落的壓力下，家長其實也很疲憊了，情緒很滿了。”她說，但當孩子生病，很多家長會變得非常自責，“甚至于哭得比孩子還上心”。她認為家長也很茫然。“從來沒人教家長應該怎么做，所以都是在摸索，社會也應該給家長一些信息資源，讓他們去學習，去學會照顧好自己的情緒”。
在林紅的診室里，也時常出現比孩子情緒問題更嚴重的家長。“網上都流行說‘父母皆禍害’的說法，但這是不客觀的，我一定要在這里說清楚，這不是家長的錯。”她說，“兒童心理問題確實和家庭密切相關，家長的行為問題也是傳自上一輩，如果說家長不會經營家庭，也是因為他們沒有學習的機會。”
林紅專注于心理治療中的家庭治療。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個理念源于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當時發現一些住院時情況好轉，回家后容易復發，于是醫療人員就準備從家庭出發，療愈家庭的心理疾病。林紅說，在家庭和資料過程中，她很多時候需要處理家長信中的內疚，“他們會覺得是自己不夠好，才讓孩子生病的。”每當這時，她都會解釋心理疾病的原因復雜，既包括遺傳因素，也包括心理和社會因素。
當家長帶著孩子來治病，開展家庭治療的難度就大了一些。林紅說，有時經過評估，會發現家長焦慮嚴重，或者難以控制情緒，不清楚如何去養育孩子。“比如孩子上次考了97分，這次考了95分，家長就反復琢磨為什么少兩分，是不是晚上沒有好好學習。這樣的家長焦慮太嚴重了，歸因也特別簡單，并不客觀。”她說，孩子每天與這樣的家長相處，也容易產生沖突和情緒問題。林紅解釋說，在抑郁癥的治療中，藥物可以改善情緒，而家庭治療最重要的是教會家長理解孩子的成長規律，如何支持孩子，經營家庭關系。打個比方，“如果媽媽治好了，孩子也不容易得病了”。
何凡時常感到，來訪的孩子雖然每天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卻缺少了親密關系。她說，比如孩子劃傷手腕，用長袖遮住，直到問診時父母才會知道，這揭示了家庭成員在平常的互不理解，缺少交流。“有一種疏離感，這或許與我們的時代有關系”。
我們迎來了智能手機替代面對面交流的時代。與只在手機上通過文字、語音甚至視頻交流不同，從生物角度上來說，人面對面時能接受更豐富的信息，不論是語言環境、聲光電的刺激，還是情緒的傳達，對孩子來說，這些真實的刺激更有利于大腦發育。
現在，即使是面對面，家庭成員間也沒有交流的欲望。“現在在很多家庭捧著手機各玩各的，孩子寫作業或玩游戲，媽媽逛購物網站，爸爸可能也在玩游戲或看新聞。”何凡說，每天早上，父母與孩子匆忙起床上班上學，下班后說不上幾句話就各自睡去，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2017年，美國心理學家簡·特溫格在著作《互聯網世代》中將在1995年之后的孩子稱為互聯網世代，他們更晚熟，不愿參與需要與他人面對面的交流活動，而寧可用更多時間來獨處，同屏幕互動。
特溫格發現，一方面，同抑郁和其他自殺類似的結果諸如想自殺或嘗試自殺存在顯著相關的，只有兩種活動：一是使用電子設備，如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二是看電視。而另一方面，有5種活動與抑郁癥存在著負相關，它們分別是：體育運動和其他形式的鍛煉，參加宗教活動，讀書，面對面的社會交往，以及做家庭作業。
特溫格的研究指出，若孩子們每天閑暇時盯著屏幕不超過2個小時，他們患上抑郁癥的風險并不會升高。但只要每天的屏幕時間超過2小時，那么每多看一小時的屏幕，抑郁癥的風險就會相應增加。
“整個社會的生態系統發生了改變。”何凡說，這個生態系統包括家庭、學校和社區。許多老師曾向她抱怨，家長對他們缺少信任，“變得特別謹小慎微。而在1990年代，她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每次開家長會，她的母親都會拜托班主任“好好管孩子，有什么事直接管”，但如今這種親密和信任正在減少，“我覺得就算在夫妻間，也很難再有那種親密的交流”。
隨著親密關系一同消失的，還有無憂無慮的玩耍。鄭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社會環境的變化，是當下孩子心靈成長面臨的最大挑戰。他回憶起自己在1960年代的童年，當時的父母忙于工作，但平時各家的孩子們就一起在院子里玩。在玩耍中 ，孩子們學習社交規矩，懂得要靠自己努力才能玩得好，受人尊重，即使是一些天賦不足的孩子，也能學會配合別人的“生存之道”。“這樣玩下來，抗挫折能力也有了，規則和分享也懂了。”他說，而現在的孩子與同伴玩耍的時間大大減少，在家人的過度保護下，往往以自我為中心，“總覺得自己應該得第一，什么都該最好，一旦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
但鄭毅認為也無法就此苛責父母。社會環境不同了，父母對孩子“撒手”會帶來很多危險。但他建議，還是應當鼓勵孩子多與同伴交往，在社會環境中參加規則性的游戲。“人類是群體性動物。群體動物要通過摩擦和打斗，經歷挫折，才能確定自身的位置，找到在小社會中生存下去的辦法”。
鄭毅提到，心理虐待的兩個標準，分別是沒有滿足孩子的心理需要，以及否定之類的負性心理刺激過多。“該補的不補，不該補的補太多了，我們關注孩子的智商、情商，但真正令孩子的成功的是逆商，就是與人交往中鍛煉出的抗挫折能力”。
有的家庭甚至是破碎的，近十幾年來，中國離婚率逐年升高，已經從2004年的1.24‰提高到了2018年的3.2‰。而父母往往難以注意到，撫養人的缺位，對孩子來說是重大的“喪失事件”。何凡指出，孩子7歲之前大部分時間都與父母在一起，但如今，這種親密關系愈發糾結和破碎了，對孩子的安全依戀關系影響很大。
由于缺乏親密關系的滋養，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或許更多。據民政部2018年8月底的統計數據，中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人，其中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和貴州7省農村留守兒童總人數，占全國總數的69.5％
11月23日，公益組織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發布了《鄉村兒童心理健康調查報告》，這份報告的結果采用量表篩查的方式得出，結果顯示，鄉村兒童的抑郁檢出率為 25.2％，略高于《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 2020）》 中2020年青少年抑郁檢出率24.6％。
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副主任醫師周玉明曾參加一項針對鄉村兒童的調查，選取了5099名年齡在9~10歲的鄉村兒童，其中留守兒童3953人，他們的主要養護人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其受教育水平大多為小學或未上過學。調查顯示，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情緒和行為問題發生率分別為15.6％和11.6％。這次調查結果顯示，留守兒童發生抑郁、焦慮和行為問題的風險均高于非留守兒童，這與2018年的一項薈萃分析結果一致。
周玉明說，由于基層兒童精神科醫療資源不足，農村兒童的輕癥抑郁焦慮檢出率比城市更低，與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在多動、注意力不集中問題和情緒癥狀情緒問題上更為突出，“由于養育人都是年老的祖輩，缺少父母的高效陪伴，留守兒童更容易低落、與同伴關系差、學習困難以及自傷”。
“兒童青少年出現這么多的情緒問題，歸根結底，是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的結果，是一種時代病。”鄭毅如是說。
治療困境
抑郁癥與遺傳有多大關系？目前很難說清。《沈漁邨精神病學第六版》中指出，在抑郁障礙的發病過程中，遺傳學因素具有關鍵作用，但遺傳學影響的作用方式十分復雜。一般認為，遺傳因素可能導致了一種易感素質的產生，例如某種神經遞質系統或其他生理功能的不穩定。而具有這種易感素質的人在一定環境因素的誘發下發病。較為敏感的人在較輕的環境因素影響下便可能發病；而不易感的人在極重大的環境因素影響下仍可能不發病。
前述專著還指出，易感素質并不一定完全來自遺傳，早年生活經歷如童年喪親的影響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梁紅就指出，如果在人的幼年成長期，遭遇一些大的創傷事件，比如喪失經歷，或者是比較大或持續的創傷事件，這類事件可能會對仍在發育的大腦產生影響，令孩子對環境和自我的解讀產生偏差。如果孩子到了心身急劇變化的青春期，沒有得到支持，“會認為自己不夠安全，自己不夠優秀，自己不夠可愛，不值得被人愛，最終導致情緒問題”。
還有熟人作案的極端創傷。周玉明一直記得那個被性侵的小男孩。在小學三年級開始，男孩就持續遭遇大伯的侵害，但當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訴父母時，父母卻不相信。后來男孩出現了重度的精神障礙，并對身邊的人采取極端的態度。“把握不了與人相處的度。如果他特別認可你這個人，就特別崇拜，如果是陌生人，他就特別敵視，充滿攻擊性”。
周玉明說，遭受性侵的男孩長大后，情緒不穩定，抑郁與躁狂交替出現，這是典型的雙相情感障礙。他還時常看到幻覺，自傷和自殺多次。男孩住院之后有所緩解，但創傷造成的影響將很難抹去。
農村兒童的就醫情況更不樂觀。周玉明說，他在門診接待的患者中，只有約10％來自農村。他推算，農村兒童獲得治療的比例可能只有5％左右。他還指出，這些少數的前來治療的農村兒童，許多是嚴重智力障礙，或者孤獨癥、精神分裂癥之類的嚴重心理障礙，已經影響到上學或危及生命。“農村孩子患有注意力缺陷，或情緒不好這種輕微的癥狀的，門診中很難見到。”但這并不能說明農村沒有這類的小患者，很可能他們只是沒有來看病。
藥物治療只是對付兒童精神障礙的武器之一。周玉明介紹說，在接診兒童患者時，他時常使用的藥物包括抗抑郁劑、抗焦慮藥物、心境穩定劑、抗精神藥物、睡眠藥物等。但這些藥物起到的作用，更多在于緩解癥狀，改善患者社會功能。周玉明說，對一些患者來說，如果改善不十分明顯，或懼怕副作用，可能會放棄治療。他指出，在他接觸的患者中，不論效果大小，都積極治療的只占一部分，還有許多人當發現治療后無法恢復到患病之前的社會功能，“可能就去走別的路了”。
作為臨床心理醫生，梁紅認為，對于未成年人的情緒問題，應該多考慮心理治療。她解釋說，由于不能在未成年人身上做藥物試驗，因此目前的精神科藥物都是針對成人的，用藥時要特別注意對不同的個體調整劑量。而心理治療可以調整孩子的認知、改善人際關系，進行家庭治療，或者教授一些應對復雜事情的技能。“不過，對于嚴重的孩子，尤其是心理治療效果不好的，也要考慮用藥”。
不過，目前正規的心理治療可獲得性較低，何凡的患者時常反映預約不到。心理治療師需要經過臨床醫學專業和心理學專業培訓，并在需在醫療衛生機構內提供服務，門檻高，數量少。
林紅從業近20年，她發現家長和孩子都對心理問題更加重視了，但也有一些遺憾。她時常想起一個小男孩 ，剛剛二年級，因為行為出了問題，父母將他帶到林紅的診室，但不肯承認孩子有“精神疾病”，認為只是“打得輕”。林紅說，問診結束后，小男孩不舍得走，圍著她的診桌轉圈，要求父母多約幾次治療，但父母沒有響應。作為醫生，她看得心里難受，“其實我特想幫他，但就是沒轍”。
小璐媽也曾忽視女兒病情，直到情況愈發嚴重，小璐曾經兩次嘗試自殺，她才轉為積極為孩子尋求治療。目前小璐的狀況已經穩定，并計劃明年重返校園，但母女倆都對未來充滿擔心。“每個有抑郁癥孩子的家庭都是一個孤島。”小璐媽說，女兒生病以來，她很少感受到來自學校和社會的幫助。小璐的學校按規定配備了兩名心理老師，但學校有五十多個班，兩位老師承擔心理課教學任務已經不堪重負，無暇關注個體的心理健康。未來，小璐媽打算與老師“斗智斗勇”，幫女兒爭取喘息空間。
“我要和我女兒站在一起，畢竟她才是我的寶貝。”小璐媽伸出手，摟了摟差點失去生命的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