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于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于其上。
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于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于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于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放鶴亭記》。
解讀:
讀蘇軾《放鶴亭記》文,總是想起李煜,想起郭麟對他的嘆息:“做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為君王。”同樣命運之嘆的人還有宋徽宗,他的花鳥畫成為后人追捧的藝術珍品,他獨創的瘦金體也曲高難和,以至于后人無人敢問津,而成絕唱。蘇軾感嘆,鶴為高潔之物,而衛懿翁因此亡國;酒為敗亂之飲,而阮劉因此留名。隱士之樂,與塵世之樂,所樂是否真的“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文章雖寫放鶴亭,卻從徐州大水開始。熙寧十年,即公元1077年(上海古籍版本注解為1007年,誤),徐州發大水,隱居在云龍山上的張天驥也受其影響,水淹到大門一半之高。古代多為土墻,隱士所居之地,自然也不可能有多堅固,這次大水應該是摧毀了張天驥的住所。因此,第二年水退之后,張天驥在其住所之東、云龍之下重新修建了房屋,并在山之高處建了一個亭子,理由是“升高而望,得異境焉”。
蘇軾的文章,極為瀟灑,仿佛不經意之間,隨意幾點筆墨,已是萬千氣象,美不勝收。他在寫云龍山的景色時的句子:“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便有此感。不僅文辭優美,而且意境遼闊,不覺而起雪夜訪戴之意。
我曾去過徐州,惜未能登云龍山,只是有兩三次在云龍湖邊徘徊逗留,亦不久留。蘇軾先以空中鳥瞰的方式總體概括:群山環繞徐州,仿佛如一大環,只有其西留有缺口。而張天驥的亭子,恰好就在其缺口之處,與上文“登高而望,得異境焉”遙相呼應。讀到此處時,我搜索記憶中的印象:煙雨茫茫的云龍湖外,莽莽蒼蒼的云龍山綿延不絕,與文章暗中印證,似乎確實如此。晴空時千里無云,下雨時云起霧涌,隨山勢變化,風景亦有參差,蘇軾所說“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大約便是這種風景吧。至于雪夜月圓,登山而上,憑欄駐望,有酒盈樽,眼前萬里江山,心中千秋青史。其中之樂,卻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放鶴亭之名,緣自張天驥所養有兩只鶴,馴養得非常好,而且善于高飛。早晨,張天驥會在西山之缺口方向放鶴,看它們在云中來去翩翩,隨風飛舞,或站于田野之中,亭亭玉立。傍晚的時候,夕陽西下,云蒸霞蔚,晚舟搖曳,白鶴駕乘天邊的最后一縷殘紅凌風而歸。
或者也正是因為如此,蘇軾才對人說,“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易也。”隱居之人,即使給個皇帝的位置也不干啊,就好比許由,堯準備把天下讓給他,可他不僅婉言謝絕,甚至認為堯的話污了他的耳朵,洗耳于穎水之畔。鶴一直是中國人的吉祥物,從《易》經到《詩經》,都因其為清遠閑放之物,能夠超然于塵世之外,而比之為賢人君子,尤為隱士所愛,似乎有益而無害。然而,蘇軾提出質疑,說衛懿公那么愛鶴,可他卻亡國了啊。蘇軾又想起酒,周公和衛武公乃至上推至大禹,都曾經頒發過禁酒令,認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然而阮籍、劉伶卻因此而名世。由是而觀之,山林之樂,與為國之樂,確實不可同日而語啊。
張天驥雖為山人,卻也有凡人之喜樂,能夠得到大才子蘇軾的贊美,對他來說當然開心得不行。他借著蘇軾的意境,而作《放鶴》、《招鶴》之歌。客觀地說,張天驥的詩詞水平,較蘇軾要差一大截,而且也沒有完全表達出蘇軾的內涵。
確實,古人確有許多愛好而誤國者,有相當多的人還是雅好,比如李煜的詞、宋徽宗的書畫、梁武帝的修佛。然而,他們三人都因此而亡國敗身。是文章書畫或者佛的錯誤嗎?可那么多文人墨客以此而名垂千古。是皇帝就不能寫字畫畫了嗎?可唐太宗、康熙皇帝的字,即使放在歷史上,也是大師級的。唐玄宗的音樂才華及文化修養,也是歷史級別的。至于普通之人,多少難免會有愛好,然而有人因此而成就更美好的人生,也有人為此傾家蕩產,甚至不擇手段。由此而可見,成敗悲喜,與愛好喜本身并無關系。
俗話說,在其位,謀其政,意思是一個人在什么位置,就要做什么事情。我覺得用這話來解釋上述事情更為合適。衛懿公本是國君,他的位置決定了他應該做國君應該做的事情,是以他將主要精力用來養鶴,不亡國才是怪事。唐玄宗亦是如此,當他將主國精力用于在位謀政時,所以有開元盛世;當他將主要精力用于音樂,在其位不謀其政時,所以有安史之亂。同樣,隱士之樂,是因為他在隱士的位置做了隱士該做的事情,可如果他身為隱士,卻心在朝廷,則難免有“翩然一只云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之譏。
人最大的快樂是滿足于現在,而最大的不快樂來自于對現在的不知足。次而言之,不滿足現狀也不是錯,追求更好也是人的本能,關鍵在于取舍是合乎道義。比如為官,如果是為天下蒼生當然求之不得,又如賺錢,如果能夠取之有道,用之于道,即使掙得再多,如子貢、范蠡,人何譏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