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看隨想
本文是美國思想家斯蒂芬·平克對啟蒙和運動的闡述，他在文本中闡述了啟蒙運動的四大理念：理性、科學、人文主義、進步。正是這四大理念促進人類一步一步走向現代社會，不斷更正自身的弊病。今天的我們回顧這些理念，重溫這些理念，也需要我們更好地利用理性，科學地認識人文主義，不斷反省自身，獲得更大的進步。（楊贏）
第一個理念“理性”是重中之重，因為理性是不容商榷的。只要你站出來討論生活的意義，或者其他任何問題，并堅定地認為自己給出的答案真實可靠、令人信服，那么你就是在訴諸理性，并同意將自己的觀點交給客觀標準來檢驗。如果說啟蒙運動思想家之間有什么共同之處，那便是主張積極地運用理性的標準去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而不能依賴空穴之風、虛幻之源，諸如信仰、教條、權威、神秘主義、占卜、幻覺、直覺，或者宗教經典的闡釋文本。
正是理性讓大多數啟蒙運動思想家都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位干預人類事物的擬人神。理性告訴我們，有關神跡的描述查無實據、令人生疑，宗教經典的作者也都是實實在在的人，各類自然事件的發生并不會考慮人類的福祉，不同的文化信奉著不同的神，它們壁壘森嚴、互不相容，沒有哪一個不是人類自身想象的產物。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假如三角形也有神，那么它的神一定有三條邊。”不過，并非所有的啟蒙思想家都是無神論者。其中一些人是自然神論者，他們與有神論者不同，認為上帝在將世界這臺機器發動起來之后就退居幕后，聽憑世界按照自然法則存在和發展下去。另一些人則是泛神論者，他們將“上帝”作為自然法則的代名詞。不過，他們中幾乎沒有人信奉《圣經》中那位制定律法、呼風喚雨的上帝。
今天的許多作家往往將啟蒙運動對理性的鼓吹與另一種錯誤觀念混為一談，也就是認為人類是完美無缺的理性主體。這與歷史事實大相徑庭，像康德、斯賓諾莎、托馬斯·霍布斯、大衛·休謨以及亞當·斯密這樣的學者都是刨根問底的心理學家，他們太了解我們身上所具有的非理性情緒和弱點。他們堅信，只有明確指出愚蠢的根源所在，人們才有克服它的希望。可見，正是因為人們日常的思維習慣并不一定能保持理性，所以才必須審慎精細地運用理性。
由此便引申出第二個理念：科學。所謂科學，就是對理性的加工提煉，并以此去解釋世界。科學革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它所帶來的各種發現已經成為大多數人的第二天性，以至于我們對此習以為常、不以為意。然而歷史學家戴維·伍頓提醒說，在1600年，也就是科學革命的前夕，一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對世界的理解是這樣的：
他相信女巫可以掀起風暴，淹沒大海上的船只。他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狼人存在，盡管碰巧在英國沒有，不過遲早會在比利時發現它們。他相信女妖喀耳刻真的把奧德修斯的船員都變成了豬。他相信老鼠是從秸稈堆中自己長出來的。他相信那個時代的魔法師。他見到過傳說中的獨角獸的角，盡管他并沒見過獨角獸。
然而130多年后，一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就不再會相信這些東西。這不但將人類從愚昧中解放出來，也讓人類遠離無謂的恐懼。
對啟蒙運動思想家而言，這個從無知與迷信中擺脫出來的過程，既表明傳統認知會犯下怎樣的錯誤，又表明科學的方法，例如懷疑論、可謬論、公開辯論以及實證檢驗，則是一種有效的手段，可以指導我們獲得可靠的知識。在這些知識中，也包括對自身的理解。建立一門“人的科學”的要求成為那個時代的主題，并將在其他許多問題上觀點各異的啟蒙運動思想家聯系在一起，其中包括孟德斯鳩、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康德、孔多塞、狄德羅、達朗貝爾、盧梭和維柯。他們相信存在著普遍的人性，并認為可以對它進行科學研究。因此，他們成為諸多學科的早期實踐者，而這些學科直到幾個世紀以后才被正式命名。他們是認知神經學家，試圖通過大腦的生理機制來解釋思想、情感和精神病理。他們又是進化心理學家，試圖描述生命的自然狀態，并辨識那些“注入我們身軀之內的動物本能。他們還是社會心理學家，著書立說，討論將我們結為一體的道德情感和相互對立的自私情緒，并分析那些干擾各項完美計劃的短視行為。他們也是文化人類學家，挖掘旅行者和探險者的實地記錄，既收集有關人類共性的數據，也關注世界不同文化在風俗習慣上的多樣性。
普遍人性的觀點將我們引入第三個理念：人文主義。理性與啟蒙運動思想家普遍意識到，必須為道德確立一個世俗基礎，因為他們被幾個世紀以來宗教屠殺的歷史記憶深深困擾，例如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獵捕女巫以及歐洲的宗教戰爭。他們為今天所稱的人文主義奠定了一個基礎。真正能夠感受快樂和痛苦、幸福和悲傷的是單獨的個人，而非組織或團體。無論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最多的人能獲得最大的幸福，還是出于“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絕對律令，在啟蒙運動思想家看來，正是人類個體對痛苦和幸福擁有相同的感受力，才引發了對道德關懷的呼吁。
幸運的是，人性為響應這個呼吁做好了準備，因為我們被普遍賦予了一種能力同情。同情，有時也被稱為仁慈、憐憫、惻隱等。只要擁有同情他人的能力，就沒有什么可以阻止同情之環向外延展，由家庭、宗族出發，去擁抱整個人類，尤其是當理性告訴我們，自己以及所屬的群體并沒有什么異于他人的屬性。我們不得不接納世界主義，接受世界公民的身份。
這種人文情感促使啟蒙運動思想家不僅譴責宗教暴力，同時也對所處時代的世俗暴行大加聲討，例如奴隸制度、專制主義、濫用死刑，以及諸如鞭打、截肢、穿刺、剖腹、輪輾、火燒之類的殘酷刑罰。啟蒙運動有時也被稱為“人道主義革命”，因為它促成了種種野蠻行為的廢止取締，這些行為在各種文明中都曾普遍存在，而且延續了千年之久。
如果廢除奴隸制度和殘酷刑罰都算不上進步，那這世界上就沒有進步可言。由此進入第四個理念：進步。在科學的幫助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日益深入，在理性和世界主義的引發下，同情之心也在不斷擴張。因此，人類完全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進步。不必屈從于當前的苦難和各種不合理的現象，也不必試圖將時鐘回撥去尋找失去的黃金時代。
（選自斯蒂芬·平克《當下的啟蒙》，侯新智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中國教師報》2021年04月07日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