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古代記事史書的通稱。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舉行，所以記事的書用這個名字。各國有各國的春秋，但是后世不傳了。傳下的只有一部《魯春秋》，《春秋》成了它的專名，便是《春秋經》了。
傳說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編。魯哀公十四年，魯西有獵戶打著一只從沒有見過的獨角怪獸，想著定是個不祥的東西，將它扔了。這個新聞傳到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說：“這是麟啊。為誰來的呢！干什么來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說著流下淚來，趕忙將袖子去擦，淚點卻已滴到衣襟上。原來麟是個仁獸，是個祥瑞的東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會來，不然是不會來的。可是那時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亂紛紛的，麟來的真不是時候，所以讓獵戶打死；它算是倒了運了。
明人彩繪圣跡圖冊頁——西狩獲麟圖 孔子博物館藏
孔子這時已經年老，也常常覺著生的不是時候，不能行道；他為周朝傷心，也為自己傷心。看了這只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無限感慨。他覺得生平說了許多教；當世的人君總不信他，可見空話不能打動人，他發愿修一部《春秋》，要讓人從具體的事例里，得到善惡的教訓，他相信這樣得來的教訓比抽象的議論深切著明的多。他覺得修成了這部《春秋》，雖然不能行道，也算不白活一輩子。這便動起手來，九個月書就成功了。書起于魯隱公，終于獲麟；因獲麟有感而作，所以敘到獲麟絕筆，是紀念的意思。但是《左傳》里所載的《春秋經》，獲麟后還有，而且在記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后還有：據說那卻是他的弟子們續修的了。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楊伯峻譯注
這個故事雖然夠感傷的，但我們從種種方面知道，它卻不是真的。《春秋》只是魯國史官的舊文，孔子不曾摻進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記的魯國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學家所推算的相合，這決不是偶然的。不過書中殘闕、零亂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書起于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公元前722—前481）；后世稱這二百四十二年為春秋時代。
書中紀事按年月日，這叫作編年。編年在史學上是個大發明，這教歷史系統化，并增加了它的確實性。《春秋》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史。書中雖用魯國紀元，所記的卻是各國的事，所以也是我們第一部通史。所記的齊桓公、晉文公的霸跡最多；后來說“尊王攘夷”是《春秋》大義，便是從這里著眼。
古代史官記事，有兩種目的：一是徵實，二是勸懲。像晉國董狐不怕權勢，記“趙盾弒其君”，齊國太史記“崔杼弒其君”，雖殺身不悔，都為的是徵實和懲惡，作后世的鑒戒。但是史文簡略，勸懲的意思有時不容易看出來，因此便需要解說的人。《國語》記楚國申叔時論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一項，說“春秋”有獎善、懲惡的作用，可以戒勸太子的心。孔子是第一個開門授徒，拿經典教給平民的人，《魯春秋》也該是他的一種科目。關于勸懲的所在，他大約有許多口義傳給弟子們。他死后，弟子們散在四方，就所能記憶的又教授開去。《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所謂《春秋》三傳里，所引孔子解釋和評論的話，大概就是揀的這一些。
三傳特別注重《春秋》的勸懲作用；徵實與否，倒在其次。按三傳的看法，《春秋》大義可以從兩方面說：明辨是非，分別善惡，提倡德義，從成敗里見教訓，這是一；夸揚霸業，推尊周室，親愛中國，排斥夷狄，實現民族大一統的理想，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鑒，后者是撥亂反正的程序。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記災，表示天罰，記鬼，表示恩仇，也還是勸懲的意思。古代記事的書常夾雜著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傳的看法，大體上是對的。但在解釋經文的時候，卻往往一個字一個字的咬嚼，這一咬嚼，便不顧上下文穿鑿傅會起來了。《公羊》《穀梁》，尤其如此。
這樣咬嚼出來的意義就是所謂“書法”，所謂“褒貶”，也就是所謂“微言”，后世最看重這個，他們說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筆”是書，“削”是不書，都有大道理在內。又說一字之褒，比教你做王公還榮耀，一字之貶，比將你做罪人殺了還恥辱。本來孟子說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似乎只指概括的勸懲作用而言。等到褒貶說發展，孟子這句話倒像更坐實了。而孔子和《春秋》的權威也就更大了。后世史家推尊《春秋》，承認這種書法是天經地義；但實際上他們并不照三傳所咬嚼出來的那么穿鑿傅會的辦。這正和后世人盡管推尊《毛詩傳箋》里比興的解釋，實際上卻不那樣穿鑿傅會的作詩一樣。三傳，特別是《公羊傳》和《穀梁傳》，和《毛詩》箋、傳，在穿鑿解經這件事上是一致的。
三傳之中，公羊、穀梁兩家全以解經為主，左氏卻以敘事為主。公、穀以解經為主，所以咬嚼得更利害些。戰國末期，專門解釋《春秋》的有許多家，公、穀較晚出的而僅存。這兩家固然有許多彼此相異之處，但淵源似乎是相同的；他們所引別家的解說也有些是一樣的。這兩種《春秋經傳》經過秦火，多有殘闕的地方；到漢景帝、武帝時候，才有經師重加整理，傳授給人。公羊、穀梁只是家派的名稱，僅存姓氏，名字已不可知。至于他們解經的宗旨，已見上文；《春秋》本是儒家傳授的經典，解說的人，自然也離不開儒家，在這一點上，三傳是大同小異的。
《左傳》這部書，漢代傳為魯國左丘明所作。這個左丘明，有的說是“魯君子”，有的說是孔子的朋友；后世又有說是魯國的史官的。這部書歷來討論的最多。漢時有五經博士。凡解說五經自成一家之學的，都可立為博士。立了博士，便是官學；那派經師便可做官受祿。當時《春秋》立了公、穀兩家。后來雖一度立了博士，可是不久還是廢了。倒是民間傳習的漸多，終于大行！原來是公、穀不免空談，《左傳》卻是一部僅存的古代編年通史（殘缺又少），用處自然大得多。
《左傳》以外，還有一部分國記載的《國語》，漢代也認為左丘明所作，稱為《春秋外傳》。后世學者懷疑這一說的很多。據近人的研究，《國語》重在“語”，記事頗簡略，大約出于另一著者的手，而為《左傳》著者的重要史料之一。這書的說教，也不外尚德、尊天、敬神，愛民，和《左傳》是很相近的。只不知著者是誰。其實《左傳》著者我們也不知道，說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
三全本《國語》
《左傳》成書的時代大概在戰國，比《公》《穀》二傳早些。《左傳》這部書大體依《春秋》而作；參考群籍，詳述史事，征引孔子和別的“君子”解經評史的言論，吟味書法，自成一家言。但迷信卜筮，所記禍福的預言，幾乎無不應驗；這卻大大違背了徵實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晉范寧作《穀梁傳序》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艷”是文章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敘鬼神，預言禍福。這是句公平話。注《左傳》的，漢人就不少了，但那些許多已散失，現存的只有晉杜預注，算是最古了。
杜預作《春秋序》，論到《左傳》，說“其文緩，其旨遠”，“緩”是委婉，“遠”是含蓄。這不但是好史筆，也是好文筆。所以《左傳》不但是史學的權威，也是文學的權威。《左傳》的文學本領，表現在辭令和描寫戰爭上，春秋列國，盟會頗繁，使臣會說話不會說話，不但關系榮辱，并且關系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極重辭令。《左傳》所記當時君臣的話，從容委曲，意味深長。只是平心靜氣地說，緊要關頭卻不放松一步，真所謂恰到好處。這固然是當時風氣如此，但不經《左傳》著者的潤飾工夫，也決不會那樣在紙上活躍的。戰爭是個復雜的程序，敘得頭頭是道，已經不易，敘得有聲有色，更難；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閑，透著優游不迫神兒，才成。這卻正是《左傳》著者所擅長的。
參考資料：洪業《春秋傳引得序》
（選自《經典常談》，中華書局出版，原標題為《〈春秋〉三傳第六》分段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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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常談》（全二冊）
朱自清 著
978-7-101-16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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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一北；編輯：思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