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種態度很諷刺般地針鋒相對。只要抑郁癥不是近50年來以種種方法強加于大眾和醫學界的一種專制的醫療議題的話，那么今天我們對它的理解就沒有超過古人的理解。縱觀歷史，我們可以找到定義這種病的共同核心，而且，尤其是在精神病理療法中，還能發現每個時代的醫學理論，或者說得更廣泛些是時代精神。最后，無可置疑的是病理學的臨床表現隨著時代和社會文化環境的發展而有所不同，這種現象被稱為病理形態（pathomorphose）。
關于憂郁癥，法國著名的拉丁語專家和醫學史專家雅克·皮若曾如此寫道：“在文化史上沒有一種病如此之常見，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神經官能癥的載體和庇護場所，在這里，在模糊而不斷演變的概念之下，醫生能找出各種病。”他還說：“所有這些關于憂郁癥的思考……都既老又新，因為又添上了新時代的焦慮和描述它的那個人的神經癥。”
令人驚訝的是，就像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的分類標準（在至少兩周之內出現五種以上癥狀，其中至少有一種癥狀為抑郁情緒或喪失興趣或性欲，兩周之內出現五種以上癥狀，其中至少有一種癥狀為抑郁情緒或喪失興趣或性欲，與以前的機能相比出現變化），或國際衛生組織制定的國際疾病分類所描述的標準（病人經常性地表現出情緒低落、性欲減弱、精力減少、發作持續兩周以上），抑郁癥今天的標準與希波克拉底著名的格言非常類似：“如果憂慮和悲傷持續很長時間，這就是憂郁癥。”結合今天的理解和希波克拉底的定義給抑郁癥下的最佳定義是：抑郁癥的要素是情緒沮喪和持續的病態悲傷，且不受時空限制。其次，圍繞這個共同核心還有一些不太明顯的癥狀或與抑郁癥類似的紊亂，這時就要看當時的醫學和流行的理論來界定了。
還有一個方法能判斷抑郁癥是否與某一特定時期有關，就是看不同時期的發病率如何。但是假如要說，抑郁癥是流行病或世紀病還是需要非常慎重的，因為把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應用于抑郁癥是非常復雜的。把不同年代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不太可能，因為被研究的群體、測量儀器和診斷標準都不一樣。而且以前的病人和家屬對精神疾病通常都諱莫如深，以至于很多抑郁癥患者都沒有接受過診斷和治療。
如果一種病經常出現并且成為媒體報道的焦點，那么它往往就會被說成是社會變遷的結果。早在19世紀，美國神經科醫生喬治·比爾德[注釋]就已經提出了神經衰弱的概念，這種病被認為是在美國大城市生活的結果。現代生活中的一些因素容易誘發抑郁癥，尤其是越來越個體化的生活，孤獨、缺少支持。不過，另一些社會變化，如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普遍良好的居民健康狀態又構成諸多保護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在社會文化發展和某一種病之間建立起直接關系，何況這種病的決定因素繁多而且極為復雜。
后來社會學家阿蘭·艾倫伯格把20世紀后半葉的社會變遷和我們對抑郁癥的理解直接關聯起來（他認為是缺乏）。他說，這種病將會被解釋為“缺乏計劃、缺乏動力、缺乏交流”，重點在強調性能的缺失，而不是像以前（尤其是20世紀上半葉）那樣，著重在內部精神沖突和罪惡感。由于現代人基本上被認為是熱衷活動、期望回報、追求享受和盡力自我實現，凡是阻礙實現這些的東西，如艾倫伯格的書名所說的這種為人的疲憊（Lafatigued’êtresoi），就成為醫療界和大眾傳媒給抑郁癥制定概念的依據。依照此種思路，不斷地追求提高療效。
抑郁癥如此普遍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比起其他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癥或譫妄和缺失狀態負面形象小得多。這種病已經可以被接受，為諸多患者所主張，甚至包括那些尚未患病但不能忍受生存困難的人。
抑郁癥既非恒定不變也非持續變化，它的出現反映了時代精神同時也保存了一些歷久不變的共同點。持久的精神痛苦是這種病定義的核心，從希波克拉底時代至今就一直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