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來看，雪莉的身故其實有跡可循。在此次事件發生前，雪莉曾在半夜開直播，含淚吮著手指卻不說話，情緒異常。她還在節目《真理商店》里表示，“感覺很多人唯獨對我戴著有色眼鏡……觀眾朋友們，也請疼愛我一些吧。”2016年底，雪莉還在社交網站上發布自己滿手紗布的照片，顯示了自己從手腕動脈到虎口的多個傷口。

這些現象都把雪莉的死因指向了抑郁癥。

有關抑郁癥的話題總是來得很突然——90年代科特·柯本的子彈，21世紀初張國榮的縱身一躍。對于大眾來說，這些人的離去意味著每年固定的某一天被刷屏，或是再唱起他的歌時感傷當年，但對于當事人的痛苦是難以感同身受的。

同樣受抑郁癥折磨的崔永元在談到張國榮時，就表示非常理解：“發病的時候跳樓就像是擰開瓶蓋喝水一樣，是一個簡單的動作，沒有特殊意義。”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也說：“抑郁癥就像一條黑狗，一有機會咬住你就不會松口。”

抑郁癥這條“黑狗”為何在我們的時代反復出沒？它真的不可戰勝嗎？除了扼腕嘆息我們還能做什么？

這次，DT君想用文獻和數據，為你找到一些更科學的答案。

1

抑郁癥比我們想象的要嚴重

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些數字。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于2017年發布的《抑郁癥及其他常見精神障礙》（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報告，現在世界范圍內預計有超過3億人飽受抑郁癥的困擾，全球平均發病率在4.4%左右。從地域、年齡、性別等維度，報告還有以下發現：

1. 女性發病率高于男性。女性平均發病率為5.1%，高于男性的3.6%；

2. 發病率隨著年齡增長。55-74歲的男性抑郁癥患病率超過5.5%，55-74歲的女性抑郁癥患病率超過7.5%。60-64歲女性為高危人群，發病率接近8%；

3. 低收入國家/地區的發病率高于其他國家/地區。

（圖為WHO報告截圖，從人群特征上，抑郁癥的發作基本遵循著女多男少、發病率隨年紀上升的特點）

這個數據告訴我們：抑郁癥其實很常見。

當視角從世界縮小到中國，我們能夠看到，中國的抑郁癥發病率也達到了4.2%，差不多每20人中就有1人患有抑郁癥。由于人口眾多，中國抑郁癥患者數量在5500萬人左右，僅次于印度，遠超過第三名美國。另外，最近屢傳出明星患病消息的韓國抑郁癥發病率是4.1%，抑郁癥患者規模為190萬人。

搜索引擎也透露了現代人對抑郁癥的關注。

從百度指數來看，最近一次抑郁癥搜索高峰出現在2019年8月中下旬，爆紅歷史劇《長安十二時辰》女主角熱依扎自曝患有嚴重抑郁癥。

（圖為以“抑郁癥”、“焦慮癥”等為關鍵詞的百度搜索指數，藍色曲線代表的抑郁癥搜索指數遠遠超過其他病癥）

搜索抑郁癥的大部分人，不僅是抱著了解或圍觀的心態，不少人或許也正受到抑郁情緒的困擾。查看具體搜索詞，“抑郁癥的表現癥狀”“抑郁癥SDS測試”“抑郁癥的十個先兆”等表明，不少人懷疑自己患上了抑郁癥，正在尋求驗證。

（圖為以“抑郁癥”關鍵詞進行聯想的百度搜索指數需求圖譜）

自檢成為普遍行為背后，是患病人數的持續上漲。WHO統計數據顯示，自2005年到2015年，全球診斷患有抑郁癥的人數增長了18.4%，這期間世界人口增長比為12.7%。

當然，這與醫療發展帶來的確診率提升也有關系。

在抑郁癥數據背后，我們更關心，這條“黑狗”為何在我們的時代反復出沒？

2

人們為什么會患上抑郁癥？

得從抑郁癥的成因開始說起。

抑郁癥又叫抑郁障礙，從精神病學上來說屬于心境障礙的一種，《精神病學》一書中是這樣寫的，“本病的病因尚不清楚，可能與遺傳、生化、生理、內分泌以及心理社會等因素有關”。

諸多因素歸納起來，符合美國紐約羅切斯特大學精神病科醫生喬治·恩格爾在1977年提出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BPS模型），這是迄今為止仍廣受認可的精神障礙解釋。

（BSP框架常被用作慢性疼痛或情感障礙的分析，圖片為學者Jordan在研究慢性疼痛時使用的BPS分析框架）

從生物層面來看，現有研究已經發現基因、腦內神經遞質功能障礙、腦結構異常、神經內分泌功能異常等都可能與抑郁障礙有密切關系，但是機制尚不清楚。

從心理層面來看，抑制型氣質及內向人格更容易患抑郁癥，更多的負性想法和功能失調性態度是抑郁癥發病的基礎。

而從社會層面來看，負性社會生活事件往往是抑郁癥發病的誘因，這里的負性生活事件包括喪偶、離婚、婚姻不和諧、失業、嚴重軀體疾病、家庭成員去世等。有研究表明，在上述事件發生的6個月內，抑郁癥發病危險系數增加6倍。

借用“各色人類研究中心”的比方就是：遺傳造了槍，環境上了膛，負性生活事件負責扣下扳機。

從這些抑郁癥影響因素的角度出發，我們發現更普遍的“精神亞健康”和“生理亞健康”成為抑郁癥發展的時代背景。

CBNData的一份報告顯示，情緒壓力占據了現代人心理困擾的44%，而抑郁情緒是主要來源之一。

2018年發布的《中國城鎮居民心理健康白皮書》調研了超113萬人后發現，有73.6%的人處于心理亞健康狀態，心理完全健康的城鎮居民僅有10.3%。

《白皮書》的數據還印證了負性社會生活事件對心理健康狀態的影響。

通過對71760名受訪者的調查可以發現，不同婚姻情況相對比，喪偶人群心理健康狀況最差；軀體患有疾病的受訪者的心理問題發生率，是軀體亞健康受訪者的1.6倍，是軀體健康受訪者的10.7倍；而慢性病患病人群中，心理健康的僅占5.1%，過半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抑郁、焦慮問題突出。

3

面對抑郁癥，除了扼腕嘆息我們還能做什么？

在WHO發布的《抑郁癥及其他常見精神障礙》報告里，我們還能看到一個讓人扼腕嘆息的數據：自殺人數。當前世界上每年都有約80萬人自殺，而抑郁癥正是最主要的誘因。

根據學者費立鵬2002年發表在《柳葉刀》的調研：1995至1999年，中國的年均自殺率為23.2/10萬，心境障礙（抑郁癥是心境障礙的主要類型）是自殺的主因。

除了扼腕嘆息，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治愈抑郁癥的難點在于，這需要非常專業的幫助，但現有醫療體系并不完善。

在前兩天發布的《我在蓋茨夫婦面前分享抑郁癥》文章中，作者“端端醬”寫道：

“身體癥狀越來越明顯，早醒失眠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我又找到另一家三甲醫院的B醫生，這次推薦我看中醫，之后的一段日子，中藥、針灸、推拿、點穴……能做的，都做了，錢花了不少，效果寥寥，只得作罷。”

中國精神科醫生的缺口仍然巨大。據WHO公布的數據，2014年，中國只有約23000名精神科醫生，平均每10萬人擁有1.7名，同期，俄羅斯的數據是11名，美國是12名。

而心理咨詢的價格也并不便宜。根據CBNData發布的《2018心理咨詢行業人群洞察報告》，2018年心理咨詢來訪者的人均年花費為近6000元。端端醬在文中也寫道：“每次（50分鐘）1000元的價格，讓我只有每次緊急關頭才會跑去。”

除了要面對高昂的治療成本，受困于抑郁癥的患者，還需要面對來自于社會文化的誤解。

關于社會文化，我們要先認識一個詞——病恥感。美國作家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中寫道，當社會逐漸把一些“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一種道德評判時，患者會因“蒙羞”而拒絕向家人、外人透露自己的病情。這種被稱作病恥感的現象，通常存在于性病、癌癥以及包括抑郁癥在內的精神類疾病患者身上。

對抑郁癥缺乏認知的人會將抑郁癥的癥狀形容為“矯情”“做作”，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患者的病恥感，導致患者無法被確診。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在2017年國家衛計委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了“中國精神障礙疾病負擔及衛生服務利用的研究”結果，在調研了32552位來自31個省市自治區（不含港澳臺）18歲以上的社區居民后，發現31%的社區居民對精神障礙有病恥感，社區居民認為38%的精神障礙可不治自愈。

對此，黃悅勤表示，只能通過加大宣傳等方式提高大眾對精神障礙的認知。

讓人感到慶幸的是，大環境正在逐漸變好。

如今，生物學家和醫學家已經給出了較好的解決方案。對于中度和重度抑郁癥，人們可以獲得多種幫助，比如抗抑郁藥、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包括認知行為療法（CBT）和人際心理療法（IPT）等。心理社會治療對輕度抑郁癥也很有效。

立法等相關配套也在快速跟上。2012年，中國通過了第一部《精神衛生法》，要求增加醫療設施和醫務人員，提高人們對于心理問題的認識；2016年，國務院頒布政策文件，要求加強對抑郁癥的精神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