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來看,雪莉的身故其實有跡可循。在此次事件發生前,雪莉曾在半夜開直播,含淚吮著手指卻不說話,情緒異常。她還在節目《真理商店》里表示,“感覺很多人唯獨對我戴著有色眼鏡……觀眾朋友們,也請疼愛我一些吧。”2016年底,雪莉還在社交網站上發布自己滿手紗布的照片,顯示了自己從手腕動脈到虎口的多個傷口。
這些現象都把雪莉的死因指向了抑郁癥。
崔雪莉
有關抑郁癥的話題總是來得很突然——90年代科特·柯本的子彈,21世紀初張國榮的縱身一躍。對于大眾來說,這些人的離去意味著每年固定的某一天被刷屏,或是再唱起他的歌時感傷當年,但對于當事人的痛苦是難以感同身受的。
同樣受抑郁癥折磨的崔永元在談到張國榮時,就表示非常理解:“發病的時候跳樓就像是擰開瓶蓋喝水一樣,是一個簡單的動作,沒有特殊意義。”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也說:“抑郁癥就像一條黑狗,一有機會咬住你就不會松口。”
抑郁癥這條“黑狗”為何在我們的時代反復出沒?它真的不可戰勝嗎?除了扼腕嘆息我們還能做什么?
這次,DT君想用文獻和數據,為你找到一些更科學的答案。
1
抑郁癥比我們想象的要嚴重
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些數字。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于2017年發布的《抑郁癥及其他常見精神障礙》(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報告,現在世界范圍內預計有超過3億人飽受抑郁癥的困擾,全球平均發病率在4.4%左右。從地域、年齡、性別等維度,報告還有以下發現:
1. 女性發病率高于男性。女性平均發病率為5.1%,高于男性的3.6%;
2. 發病率隨著年齡增長。55-74歲的男性抑郁癥患病率超過5.5%,55-74歲的女性抑郁癥患病率超過7.5%。60-64歲女性為高危人群,發病率接近8%;
3. 低收入國家/地區的發病率高于其他國家/地區。
(圖為WHO報告截圖,從人群特征上,抑郁癥的發作基本遵循著女多男少、發病率隨年紀上升的特點)
這個數據告訴我們:抑郁癥其實很常見。
當視角從世界縮小到中國,我們能夠看到,中國的抑郁癥發病率也達到了4.2%,差不多每20人中就有1人患有抑郁癥。由于人口眾多,中國抑郁癥患者數量在5500萬人左右,僅次于印度,遠超過第三名美國。另外,最近屢傳出明星患病消息的韓國抑郁癥發病率是4.1%,抑郁癥患者規模為190萬人。
搜索引擎也透露了現代人對抑郁癥的關注。
從百度指數來看,最近一次抑郁癥搜索高峰出現在2019年8月中下旬,爆紅歷史劇《長安十二時辰》女主角熱依扎自曝患有嚴重抑郁癥。
(圖為以“抑郁癥”、“焦慮癥”等為關鍵詞的百度搜索指數,藍色曲線代表的抑郁癥搜索指數遠遠超過其他病癥)
搜索抑郁癥的大部分人,不僅是抱著了解或圍觀的心態,不少人或許也正受到抑郁情緒的困擾。查看具體搜索詞,“抑郁癥的表現癥狀”“抑郁癥SDS測試”“抑郁癥的十個先兆”等表明,不少人懷疑自己患上了抑郁癥,正在尋求驗證。
(圖為以“抑郁癥”關鍵詞進行聯想的百度搜索指數需求圖譜)
自檢成為普遍行為背后,是患病人數的持續上漲。WHO統計數據顯示,自2005年到2015年,全球診斷患有抑郁癥的人數增長了18.4%,這期間世界人口增長比為12.7%。
當然,這與醫療發展帶來的確診率提升也有關系。
在抑郁癥數據背后,我們更關心,這條“黑狗”為何在我們的時代反復出沒?
2
人們為什么會患上抑郁癥?
得從抑郁癥的成因開始說起。
抑郁癥又叫抑郁障礙,從精神病學上來說屬于心境障礙的一種,《精神病學》一書中是這樣寫的,“本病的病因尚不清楚,可能與遺傳、生化、生理、內分泌以及心理社會等因素有關”。
諸多因素歸納起來,符合美國紐約羅切斯特大學精神病科醫生喬治·恩格爾在1977年提出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BPS模型),這是迄今為止仍廣受認可的精神障礙解釋。
(BSP框架常被用作慢性疼痛或情感障礙的分析,圖片為學者Jordan在研究慢性疼痛時使用的BPS分析框架)
從生物層面來看,現有研究已經發現基因、腦內神經遞質功能障礙、腦結構異常、神經內分泌功能異常等都可能與抑郁障礙有密切關系,但是機制尚不清楚。
從心理層面來看,抑制型氣質及內向人格更容易患抑郁癥,更多的負性想法和功能失調性態度是抑郁癥發病的基礎。
而從社會層面來看,負性社會生活事件往往是抑郁癥發病的誘因,這里的負性生活事件包括喪偶、離婚、婚姻不和諧、失業、嚴重軀體疾病、家庭成員去世等。有研究表明,在上述事件發生的6個月內,抑郁癥發病危險系數增加6倍。
借用“各色人類研究中心”的比方就是:遺傳造了槍,環境上了膛,負性生活事件負責扣下扳機。
從這些抑郁癥影響因素的角度出發,我們發現更普遍的“精神亞健康”和“生理亞健康”成為抑郁癥發展的時代背景。
CBNData的一份報告顯示,情緒壓力占據了現代人心理困擾的44%,而抑郁情緒是主要來源之一。
2018年發布的《中國城鎮居民心理健康白皮書》調研了超113萬人后發現,有73.6%的人處于心理亞健康狀態,心理完全健康的城鎮居民僅有10.3%。
《白皮書》的數據還印證了負性社會生活事件對心理健康狀態的影響。
通過對71760名受訪者的調查可以發現,不同婚姻情況相對比,喪偶人群心理健康狀況最差;軀體患有疾病的受訪者的心理問題發生率,是軀體亞健康受訪者的1.6倍,是軀體健康受訪者的10.7倍;而慢性病患病人群中,心理健康的僅占5.1%,過半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抑郁、焦慮問題突出。
3
面對抑郁癥,除了扼腕嘆息我們還能做什么?
在WHO發布的《抑郁癥及其他常見精神障礙》報告里,我們還能看到一個讓人扼腕嘆息的數據:自殺人數。當前世界上每年都有約80萬人自殺,而抑郁癥正是最主要的誘因。
根據學者費立鵬2002年發表在《柳葉刀》的調研:1995至1999年,中國的年均自殺率為23.2/10萬,心境障礙(抑郁癥是心境障礙的主要類型)是自殺的主因。
除了扼腕嘆息,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治愈抑郁癥的難點在于,這需要非常專業的幫助,但現有醫療體系并不完善。
在前兩天發布的《我在蓋茨夫婦面前分享抑郁癥》文章中,作者“端端醬”寫道:
“身體癥狀越來越明顯,早醒失眠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我又找到另一家三甲醫院的B醫生,這次推薦我看中醫,之后的一段日子,中藥、針灸、推拿、點穴……能做的,都做了,錢花了不少,效果寥寥,只得作罷。”
中國精神科醫生的缺口仍然巨大。據WHO公布的數據,2014年,中國只有約23000名精神科醫生,平均每10萬人擁有1.7名,同期,俄羅斯的數據是11名,美國是12名。
而心理咨詢的價格也并不便宜。根據CBNData發布的《2018心理咨詢行業人群洞察報告》,2018年心理咨詢來訪者的人均年花費為近6000元。端端醬在文中也寫道:“每次(50分鐘)1000元的價格,讓我只有每次緊急關頭才會跑去。”
除了要面對高昂的治療成本,受困于抑郁癥的患者,還需要面對來自于社會文化的誤解。
關于社會文化,我們要先認識一個詞——病恥感。美國作家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中寫道,當社會逐漸把一些“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一種道德評判時,患者會因“蒙羞”而拒絕向家人、外人透露自己的病情。這種被稱作病恥感的現象,通常存在于性病、癌癥以及包括抑郁癥在內的精神類疾病患者身上。
對抑郁癥缺乏認知的人會將抑郁癥的癥狀形容為“矯情”“做作”,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患者的病恥感,導致患者無法被確診。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在2017年國家衛計委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了“中國精神障礙疾病負擔及衛生服務利用的研究”結果,在調研了32552位來自31個省市自治區(不含港澳臺)18歲以上的社區居民后,發現31%的社區居民對精神障礙有病恥感,社區居民認為38%的精神障礙可不治自愈。
對此,黃悅勤表示,只能通過加大宣傳等方式提高大眾對精神障礙的認知。
讓人感到慶幸的是,大環境正在逐漸變好。
如今,生物學家和醫學家已經給出了較好的解決方案。對于中度和重度抑郁癥,人們可以獲得多種幫助,比如抗抑郁藥、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包括認知行為療法(CBT)和人際心理療法(IPT)等。心理社會治療對輕度抑郁癥也很有效。
立法等相關配套也在快速跟上。2012年,中國通過了第一部《精神衛生法》,要求增加醫療設施和醫務人員,提高人們對于心理問題的認識;2016年,國務院頒布政策文件,要求加強對抑郁癥的精神篩查。
